远看三五年──意识创新
记者：您为什么７３岁高龄还要去再度创业？您希望实践什么，证明什么，或是完成什么？
丁望：我还在看三五年以后的报业市场，我发现其中有空当，不去做太可惜。我跟别人讲，人家不做，那么好，我来做。
记者：我们都很注意《中国合作新报》的试刊，觉得它非常讲究品位，有些稿件显然不像一般报纸那样，让人扫一眼大标题就可以知道个大概。
丁望：我们的定位看起来确实品位比较高，比较严肃，当然这样风险也很大 。现在的报纸都在朝着一个方向走，就是讲究“卖点”，市场上最好卖的像《北 京青年报》、《精品购物指南》、还有你们《中国经营报》都卖得不错。但是，注意今天的显性市场，还有隐性市场，特别是还有没有被人忽视的社会群体和社 会需求呢明天的市场呢？明天的读者要看什么？一个好的买卖人，不仅要抓住今 天的市场，更要考虑三年以后、五年以后的市场，报纸也是如此。今天在报业市场上做的比较多的是服务类、经济类、科技类报纸，这几年发展得比较快，但这 几类报纸都已经出现饱和的迹象。再办一张这样的报纸和别人挤，何苦呢再说， 我和他们拼，也拼不过。不走大路走小路，难度大，风险也大一点，《中国经营报》苦斗了十年，不也是近两三年才火起来的吗《精品》的前三年，卖不掉的报 纸成捆成捆往回拉。明天，可能就是我的《中国合作新报》好卖了，因为我更关 注人，满足读者更多的需求是报纸生存的唯一基础。
市场在这里──定位创新
记者：业界注意到，与您以往的办报风格相比，《中国合作新报》似乎有一 点转型，时事、经济、体育、科技、国际的成分加重了。这是否意味着您对经济 类报纸前景的某种总结，或说是对市场化报纸的某种新的思路？
丁望：关于合作经济，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定义为劳动者劳动的联 合和劳动者资本的联合。作为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办的报纸，不言而喻要以劳动者 为自己的读者对象。我发现，社会主体在发生转移，有文化的劳动者正在成为社会中坚。我们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强调体力劳动，强调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 人民当家做主。过去管有文化的人叫知识分子，“文革”期间还有过一句名言： “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梁上君子，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央提出科教兴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已从根本上起了变化。经 过几年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县以上甚至地区以上的领导干部主要都是大学生， 在中央国家机关，处长以上干部都有大学学历。我们都知道，政府官员是一群掌握着国家命运的人，他们的知识化是说明中国社会主流人群变化的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我们的企业的领导层文化程度的提高。即便是民营企业，企业 的领导人的素质也大为提高。有一些原本文化程度不高的，经过实践的努力和主 动深造，也成为文化人。因为他们明白，企业要想做大，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是不行的，没法进行管理，更何谈发展？
第三个特征是，文化人，包括科学界、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等等，这些 人实际上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人群。
最后，在工人农民近二十年来也涌现了一批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基层干部、企 业管理者和科教文卫工作人员。
记者：“有文化的劳动者”，我觉得您提出的这个概念一定是可以让各界人 士接受的，不像我们所说的“白领”之类多少有一点刺激。那么，您所提到的“ 文化”是否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丁望：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最早适应改革的就是文化。举一个最表层的例子 ，从ＫＴＶ到卡拉ＯＫ的兴盛，就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长期的禁锢刚刚被打 开时，中国人一下子看到了这些热闹的东西，就很快接受了。ＶＣＤ这种不成熟技术之所以能够风行，让比尔·盖茨都为之惊讶，与卡拉ＯＫ文化关系甚密。
中国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的思想容易浮躁，但过一段时间，人们 的心态就会开始沉稳，对文化和前沿知识的需求也会提高，不会总是卡拉ＯＫ文 化的层次。不信你们大家可以看，现在好多像你们这样年龄段的人，不仅自己去追求一种新的知识———比如去读在职研究生等等，而且非常注重自己子女的教 育，甚至让子女出国去深造。他们想的是未来。对这样的读者，我们就不能仅仅 满足他们在消费上的需求了，必须满足他们在文化上、精神上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