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把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资本论引入中国的主要力量，也是推动西方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实践的主要力量。这种把西方或国外某种文化思想大规模引入中国的活动，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佛教进入中国事件可与之相比。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党员最多的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其行为都会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不予以相应的重视。
一 、从资本论到“代表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主义及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三大核心内容：第一，阶级利益与阶级斗争在本质上的不可调和性；第二，生产关系是决定生产力的主要或唯一的因素；第三，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唯一地指向着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的国情，灵活运用上述理论，在国内外适当的环境条件下，从1921年到1949年，经过28年的时间就用武装革命的手段夺取了国家的管理权、获得执政党地位。
在长期执政的过程和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高层领导人，逐渐认识到资本论的局限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遥不可及，因为资本论过于强调简单劳动在创造财富活动中的价值，过于批判资本在创造财富过程中贪婪的负面社会效应，不仅忽视了资本在创造财富活动中的客观和积极的正面社会作用，也忽视了复杂劳动（管理、技术）在创造财富活动中的价值。
与此同时，对于执政党管理国家来说，如果仅仅代表本阶级（工人阶级）的利益，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应当维护全体国民的利益，不应该仅仅维护其中某个阶级的利益。
> 事实上，经过人民公社运动的超前共产主义社会实践，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社会主义理念的激情捍卫，这两次倾国而为之的理想社会实践，以及这种实践的惨重失败，中国共产党终于痛定思痛，从理论上收缩回归到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从执政指导思想上放弃了阶级斗争，转而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实施全面改革开放战略，赢得人心民心，从而获得一系列的成绩。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时而静悄悄时而大张旗鼓地进行着脱胎换骨的自我革命，其标志性成果就是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与实践。如果笔者没有误解的话，那么仔细研究三个代表的内涵及其提出的过程，不难发现，这是一种精心的策划与阐述，每一条都是有针对性地转变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具体来说，所谓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取代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利益与阶级斗争”理论，是在用全民代言人身份替换无产阶级代言人身份。所谓代表“先进生产力”，实际上是在用生产力概念取代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生产关系概念，因为生产力不仅包括生产关系、劳动，还涉及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科学技术、知识产权，以及管理和资本。所谓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实际上取代的是“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断言。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应当承认，这种理论上的自我革命精神，及其对理论的不断扬弃的魄力，乃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且改革的目标是朝着正确方向进步的。
特别令人欣慰的是，从毛泽东的激情捍卫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理想”，到邓小平的“不争论”，直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理论变革所导致的中国社会为之付出的政治和经济成本，呈现出了一种越来越低、越来越平稳的趋势。
二 、中国的国情与政党的生存环境
1 、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为政党提供的生存空间非常小。
中国政党的始作俑者，可以追溯到墨子及其学派组织。然而，正是因为墨子学说具有培育政党的土壤，以及倡导民间力量干预朝政的主张，因此两千多年来几乎所有封建专制统治者都不能容忍墨子学说的传播与扩张。此后，汉代末年，出现了以宗教掩护的政党活动，例如张道陵创建的五斗米道，这种“宗教政党”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页。
此外，明代出现了没有宗教掩护的政党，例如东明党人的活动；由于没有民众参与，这种萌芽形式的政党很快就消失了。清代的文字狱及其政治高压严打态势，严重遏制了中国近代和现代意义上政党（从事政治活动、实践某种理念、追求阶级利益或团体利益的民间组织）的形成，更谈不上政党政治的发展壮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