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活动范围的扩大为村干部的创造活动提供了条件，而这种“创造活动”既可能是积极的、有利于国家和农民的，也可能是有损于国家和农民利益的。前者如用活用足政策、创造性地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后者如欺上瞒下的弄虚作假和“村霸”行为等等。应该指出的是，后者并不是绝无仅有和偶然发生的，而是必须引起高度注意的现象，因为它阻碍了政府和农民的正常沟通和相互理解，甚至会酿成一些恶性事件。
三、代理行为与有效监督
在自主活动空间扩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村干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创造行为”。究其原因，除了外部环境之外，村干部的自身因素是形成两种不同“创造行为”的重要原因，而其中村干部的素质
也包括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对个人利益的重视程度和道德水平。素质高的干部会积极地创造性地工作，素质差的则可能“乱来”。因此，提高村干部的素质对于农村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提高村干部的素质并非短时间可以奏效。因此，为了减少村干部的越轨行为乃至恶性事件的发生，对村干部实行有效监督是必要的。从双重代理的角度看，对村干部的施政行为的监督来自于县乡干部和农民群众两个方面，而这两种监督不论就其方式，还是就其力度而言都有不同。县乡干部对村干部的监督多是事后监督，即他们向村干部布置完任务后，检查任务的完成情况，并视情况给予奖惩。这种监督常常是有力的，因为检查结果要与村干部的个人利益挂钩。因此村干部一般不敢怠慢。农民群众对村干部的监督方式是看他们的意见被上级重视的程度，即他们的意见是否被反映上去并被考虑。一般说来这种监督是软性的，甚至群众对村干部的中介行为难以衡量和评价。因为农民群众很难了解乡村干部之间的互动过程，甚至村干部也不一定将自己的行为公开化。于是监督成为困难。
为了改善农村工作，完善对村干部的监督机制是必要的。县乡对村干部不但要实行结果监督，而且要实施过程监督，即不但要考核村干部任务完成得如何，而且要检查他们是如何完成任务的。变结果监督为全程监督，以减少村干部的越轨行为。当然这要加强县乡干部对村干部的帮助与指导，特别要改变那种只问结果、不管过程或手段的“目标责任制”。在这方面还要充分注意的是调整那些不切实际、劳民伤财的任务，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以减少村干部在贯彻政策和任务过程中的难度。
另一方面要完善农民群众对村干部的监督。在这方面，建立健全村级民主制度、使村干部的村务管理行为公开化是最重要的环节，在村内民主受阻的情况下，疏通农民群众与县乡政府的直接信息渠道是必需的，但这须以减少农民的意见表达费用为条件，而这看似简单的事情并不一定容易实现。可以预见，当这种监督切实有效的时候，村干部的越轨行为(包括那些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自以为是的“乱来”)就会受到—定程度的遏制。
应该承认，改革以来村干部的任务是相当艰巨和繁重的，其工作也是相当辛苦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论对村干部的监督似不近情理。然而我们也应该清楚，当村干部接受委托并且握有某些权力的时候，一个真正忠于自己职责的村干部并不排斥必要的监督，因为监督可以使其避免越轨，甚至监督可以转化为上级的信任、帮助及群众的配合与支持。而对于那些素质低下、个人私欲膨胀的村干部来说，有效的监督更是完全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