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疾呼，国人极应讲究实际，振兴实业。必须从实际的事业上一步步开步走，“不要睡在空名词圈里，学那变戏法的，把名词当作一种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就梦想他等候他总有一天从空中落下，实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被那些‘先王之法’、‘圣人之道’等包含一切金科玉律的空泛名词遗误已久，此后不可再误了。”（注：《解放》，《新青年》第7卷第2号。）
西方人讲求创新，不为古人先哲所禁锢。中国人的心理则是崇拜圣人，束缚、满足于古代圣贤学说，视标新立异为异端邪说。《新青年》认为西方社会的思想学说随社会现实时时进化，日新月异，“故欧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为其古代圣人亚里斯多德所拘囚，且并不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中土儒士，以纲常立教，为人子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之独立财产。”（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固守孔子之道，拘泥于纲常名教，因循、保守，缺乏西方民族的创新精神。西方人在创新中求得自己存在的价值，中国人在循规蹈矩中求得安逸。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儒家不尚力争，何况于战？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夺健斗之风。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ｐáｎ＠①，安息为东洋民族的一贯精神。西洋民族，“好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西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恶斗死，宁忍辱”。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发表的《抵抗力》一文中把中国的国民性概括为：“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呜呼、悲哉！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注：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
在义利观上，《新青年》指出西方人重利，中国人重义。认为西方世界的潮流是殖产兴业，分工合力，尊重个人以谋公共幸福。中国人则是“功利货殖，自古为羞。”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不摈弃传统儒士的义利观，中华民族难以振兴。“于此经济竞争剧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政治家为高等流氓，士人为中等流氓，流氓为下等流氓，以其均无生产力也）立国，不其难乎？”（注：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因此，陈独秀把旧中国的官僚、政客和军人列为“三害”，三害不除，国无清宁之日。
《新青年》对中西价值观进行了多侧面比较。从特定的文化模式结构或特定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的综合考察，寻究产生这些特征的根源。注重从社会心理、观念结构上进行探究。认为中国民族在价值取向上，应效法近代西方，提倡人格独立，以“个人为本位”，“个性解放”，信仰自由，争新竞智，重实际，重向往探求，通过改造自然为获得自由的必由之路。这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的有益探索。
五、《新青年》对社会文化转型的久远影响
《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是巨大而久远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的；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