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先进》载:“弟子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朱熹注曰:“问事鬼神,盖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问也。然非诚敬事人,则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而知所以死。”《先进》这一记载,说明孔子对“事人”、“知生”与“事鬼”、“知死”的态度是不同的,认为“事人”应先于或者重于“事鬼”,“知生”应为“知死”的前提。孔子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是因为“人”与“鬼”、“生”与“死”分别是两种不同的存在: “人”、“人之生”是客观的、现实的存在,“鬼”、“人之死”是主观的、精神的存在。关于已故的先人、鬼神,对活着的“人”来说,只能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的存在”,正如《八佾》所载,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用现在话来说，鬼神之事，信则有,不信则无。因此,“求所以奉祭祀”,必须充分领略人生的意义,才会理解如鬼神一样的精神的存在。
公元前644年，周内史叔兴冲破了将“人道”溶入“天道”神学思想体系,肯定了大自然变化属“阴阳之事”,由“天”不由“人”；吉凶祸福是人世间的事, 由“人”不由“天”。把“天道”、“人道”分离为二。子产在叔兴把“天道”、“人道”分离之后的一百二十年,又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的新观念,奠定了东方社会化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孔子曾经师事过子产,他接受了“天道远, 人道迩”的新观念,认为“人”与“鬼”、“生”与“死”分别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在“知”的问题上, 他认为应“敬鬼神而远之”，重视“人事”,而不能被那些不可知的“鬼神”之事所迷惑。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上，他提出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以“人”为本的主张，将“天道”溶入“人道”,进一步发展了东方社会化人文主义的理论。
《论语·卫灵公》载:“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熹注曰:“弘，廓而大之也。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一命题,包含三层意思:天有天道,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损；“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能体“道”、守“道”、也能弘“道”。
《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熹注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及朱熹注,说明所谓“道”（天道）,存在于宇宙, 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损；而天地化生万物,“人”为万物之灵,“人”先天的具有天地化生所赋之理,此“天地化生所赋之理”便是“天命”,亦是“人”之“性”,是“人”与天地并而为三极的内在资源。
《中庸》又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注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 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 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这里所强调的,即是认为作为生存实体的“人”，其内化的先天具有的天地化生所赋之理,“其未发,则性也”,“谓之中”；“发皆中节, 情之正也”，“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道之体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道之用也”。也就是说,“人”先天具有的天地化生所赋之理,是“人”弘“道”的根本,“人”先天具有的天地化生所赋之理“发而中节”，是“人”弘“道”的实践。“人”,因为先天具有天地化生所赋之理,“天命”才得以通过“人”的中介而实现；“人” 才能通过“修身”而体现“天”的意志，同时也才能自诚、自明, 具有克己、爱人、力行以及谦逊、有担当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