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998年野蛮的南斯拉夫战争和在形式上刚结束不久的伊拉克战争，无论我们是支持还是反对，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弱国不堪一击、其主权被轻易粉碎的现状已经以平民的鲜血昭示出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制约美国，它已经可以为所欲为。
20世纪8、90年代之交的东欧极权主义政治秩序的崩溃，以及早先一步的庞大的华约集团的解体为美国鞭笞天下提供了天赐良机。力量均衡的被打破呼唤出了霸权主义的魔鬼。失去制约以及威胁的现状则使强者在扩张和炫耀武力上呼啸奔突，高歌猛进。从此，具有原教旨主义特征的新保守主义在高度膨胀的国家利益的指令下为政客的嗜血渴望而涂脂抹粉。而无论是资本财团的利益还是仍然以国家利益、自身利益作为考虑的出发点的“民意”，皆成为战争机器的动力。这种以核力量作后盾，以激光制导导弹、战略轰炸机打头阵的民族主义狂热开始了新一轮的遵循极权主义国际政治秩序逻辑演绎的扩张的长征，而自由主义的理念之光则早已被遮蔽。
问题已经不在于野蛮的塔利班政权和罪恶的萨达姆独裁政权被一举抹平后的狞笑、狂呼、大哭和悲愤，而在于，平民的鲜血以及联合国阻止流血发生的无能又一次营造出了特立独行的弱者无法不在恐惧中生存的情境，整个国际社会又一次被带回原始丛林。在这个唯蛮力是举的原始丛林里强者与弱者本身对内和对外的关系出现了深刻的断裂，也就是说，用强者国内的政治体制来判断它的对外政策彻底失去了意义。取消了价值判断，并且在人种、文明、价值理念上的差异的客观存在的影响下的利益分野加剧了强者在内外表现上的分裂。一种仅能由国内政治体制所依恃的理念再也无法渗透入政府在国际关系上活跃的机体。它不再发挥制约能力，就像一个有素质的人面对妻儿温存无比，而对外人则恶眼相向，面目狞狰。
这就意味着，无论一个国家国内政治体制是专制还是民主，都已经不影响国际关系的政治体制中的性质。它们之间所遵循的不是同一机制，深刻地表现出某种异质异构的特征。从逻辑上讲，以一国的政治体制来判断它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出现了一个断裂，这种断裂宣告了国内和国际政治体制处于不同的领域和情境，并且遵循不同的指令。而国际关系由实力来划分不同的等级体系、由暂时的利益来划清暂时的敌友已经表明这种国际政治体制毫无自由民主可言，而赤裸裸就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治秩序。
西哲有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更言：“失去制约的权力将导致专制”。这意味着，自由民主或专制独裁仅仅出现于各权力之间的关系，与权力背后的“素质”、“修养”之类风马牛不相及。当某种权力失去制约具有了横扫一切的力量时，基于“人性恶”（在国际关系上是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排斥价值判断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假设可以判断这种权力必然营造出一个极权主义秩序。表现在国际关系上，美国国内的自由民主和与它主宰的国际极权主义政治秩序毫无关系，没有任何有效的力量制约它，在国内它可以是一个文明人，在国际上它就可以是一个暴君。
联合国作为超国家机构似乎是唯一能够制约美国的有效力量。然而，这个超国家机构离开了超级大国却根本无法有效地树立权威。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它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脱不了是超级大国的一个傀儡的嫌疑。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对它的呼声嗤之以鼻昭示出，它已经可以凌驾于人类经过惨痛的两次世界大战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以维护世界和平为主旨的联合国之上。它从此只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判断行事，而不必诉诸于在国际上通行的并得到普遍尊重的标准。这个平等的主权国家的共同缔约的机构在美国的眼中已经不存在，也即一个应该建立在权力制衡基础上的、其决定应得到缔约的主权国家服从的超国家机构的标准已被在以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基础上置换成美国的标准。这就使国际秩序形成一种单向的权力支配关系，一种极权主义性质的存在状态。美国已成为一个超霸的、谁也无法对之加以制约的、在国际秩序上发挥极权主义的全部功能的实体。这种可怕的极权主义国际秩序将继续使灾难与人类形影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