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它将本来应当具有公共性的社会政治制度扭转为维护私有化的集团价值与利益的强制性体系。一方面这种制度安排毫无商量余地地确认了掌握国家机器的私有化集团的政治地位，使得围绕政治制度的商谈可能性彻底丧失。社会政治生活变化而为集团利益的自我组织的不断重新组合。另一方面，约束社会各种力量对于制度建制的参与与讨论，就成为制度自我复制的必然私人化出路。这样，制度的刚性约束机制就是必须的。私人化制度对于有任何些微可能影响它的私人性的组织、集团、个体的异动倾向，有一种天生的警惕性与防御性。[16] 限制与这一私有化组织相同性质的组织的萌芽、发育与生长，成为这一私有化制度的运作轴心。国家机器不是保护它的共同体成员在公共制度安排下的秩序化生活，而是在丧失它的这种服务性功能的情形下，走向一个国家排斥个体的境地。国家制度化地将资源供给给忠诚它的组织内成员，以至于对于这些具有政治忠诚性的成员对于组织的非瓦解性侵蚀也加以宽容，造成一种非现代（按照产权分配）非传统（按照等级分配）的社会体制--腐败体制，在这种体制下面，社会按照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17] 由此，再一方面，当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完全处于一种乏力感的状况之中时，人们就对于制度化生活轻蔑起来，将制度以及它的人格载体存在的不满换算为日常生活话题，以便消解试图干预社会政治生活却又乏力的紧张感。政治小道消息的流行就是这种转换的表现。本来最能够体现公共性的政治领域，变得来严格限制公共性、自觉限制公共性。政治领域缺乏公共制度、公共机制、公共空间，人们既无法分享政治权力，又无法自由议论政治事务。政治事务变成私有化集团的极少数精英的专利。本来在这一领域最具有反映公共意愿的公共传媒，也就异化为某种政治制度运作的传声筒，或者花前月下调剂日常生活的休闲、风月媒体。[18]
第三，它高度关注并力图控制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私人生活。这种控制，主观上是全方位的，但是有效性只要表现为关注个体生活的私人不同时表现为关注公共问题的个体，就收到了满意效果。于是，对于私人生活的干预，就将私人生活强力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可能向公共关注转化的那部分私人生活及其相关问题，被制度严格限制起来。而将私人生活中与公共问题完全无关的那部分，加以放开，任其私密化。这是近20年中国社会结构转变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私人化集团对于"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愤慨到现在，社会日常生活日益被自觉地分化为扬前者并导向颂扬，抑后者并导向消解的状态。人们也日渐丧失公共关注的兴趣，对于个人事务聚焦式的进行处理。这从原来具有高度公共关注的大学生出现所谓"麻派"、"托派"投射出这种变化开始，到今天中国社会普遍投入改善一己经济生活条件而冷淡政治生活，画出了私密化的社会画卷。[19]
其二，私人生活的隐秘化。在公共领域受到制度化挤压的情形下，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就只有退隐到私密的领域中寻求生活的趣味了。既然权力不能制度化地分享，那就冷淡权力；既然资源分配没有公共性，那就自己寻找资源占有的捷径；既然文化理念世界是权力主导的，那就发泄一下自己的私趣得了。于是私密化在个人生活范围里有了突张的显现。一方面，由于私有化的权力体系在制度上的严重短缺，它在理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关系的紧迫任务面前，已经无暇再抽出组织力量去应对游离于制度维系之外的那些离心人物与事务。组织力量对于不妨碍制度自我复制的组织中的个人的私隐生活，就再也不进行干预了。这使得私有化集团中的成员具有了组织生活之外的私密生活的空间。他们成为全社会退隐到私密化生活状态的典范。权力与利益、权力与优质生活的联姻，使得全社会向往公开场合高高在上、私下场合极尽享受的生活方式。而享有这种生活方式优先实践权力的官员们，则更是借重变质的公共权力为自己私密化的生活服务。比如成克杰、胡长清、麦崇揩、张二江等等，就是在异化公权的前提条件下，为私密化的生活寻找到现行制度都不会加以追究的广阔空间的--以至于张二江可以声称他有100余个情妇。他们的私密化生活资源无疑来自公共权力，在他们握有公共权力的时候，他们的这些腐朽个人生活是完全掩盖了起来而绝对不被外界所了解，这是一种具有绝对隐秘性的使用公共权力的同时保有的私密化生活。而且他们的私密化生活就是在他们的贪污腐化被揭露出来之后也不被追究，[20] 这无疑鼓舞了人们将公共权力转换为私密化生活借重条件的行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