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公私分化的历史进程来看。[34] 公私分化不是一个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一个历史变迁的产物。公私分界作为历史事件，是一个现代事件。犹如哈贝马斯指出的，虽然远溯希腊的历史古典公共领域奠定了现代公共领域的某些历史雏形，然而公共领域是在18、19世纪的英、法、德三国的历史语境中形成其理想类型的。[35] 之所以当时出现了现代政治范畴的公共领域，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及伴随的个人主义理念、自由主义的宪政制度、公民（市民）社会的勃兴、公众舆论或公共传媒的发展。没有这些历史条件的奠基，就没有公共领域的出现，也就没有由此划分开来的公私界限。显然，对于当代中国来讲，之所以会讨论到公私分界的问题，也就是因为现代生活方式已经进入到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之中。中国之从传统封闭社会转化为现代开放社会，已经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上来讲的全社会结构转型的问题了。从古典的集权政治到现代的民主政治、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到市场指引的现代经济、从井底观天的自足文化到开放的全球文化，社会的结构转换已经不由人的主观意志逆转了。当此历史关头，人们如何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寻找到合理的界限，从而强化人们的公共关注，既保有私人生活的正当性、又保有公共参与的积极性，便成为提供给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以持续动力的关键问题。而这个时候公私分界的核心问题就是防止公共领域的过密化与私人领域的过密化两个极端情况的出现。公共领域的过密化会导致权力公共性的丧失；私人领域的过密化同样会导致公共关注的丧失。在论题所及的问题上讲，我们尤其要看到在现代情景中私密化社会的危险性。其实古典的私密化社会已经显露出瓦解社会的能量。比如晚期罗马的声色犬马导致罗马帝国衰亡。[36] 当代中国的穷奢极欲显示的私密化生活，内蕴的瓦解社会与离散组织的能量，确实值得我们警觉。
注释：
[1] 参见汉娜·阿伦特《人类境况》第二章"公域与私域"。竺乾威汉译本《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序言，曹卫东汉译本，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罗尔斯：《公共理性观念再探》，载《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三联书店2000年版。另可参见汪晖等编：《文化与公共性》，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文中，公共与私人的表述，包含了公共性（Publicity）、私密性（Privacy）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的含义。并没有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2] 汉娜·阿伦特：《人类境况》第二章"公域与私域"第七节"公共领域：公共性"，汉译本第38页。本节关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分的讨论，主要参考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论述。
[3]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初版序言。
[4] 参见洛克：《政府论》下篇，第3节、第99节。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5] 参见纳坦·塔科夫：《为了自由：洛克的教育思想》，译者序，三联书店2001年版。
[6] 约翰·穆勒：《论自由》，第一章"引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7] 阿伦特：《人类境况》，汉译本第46页。阿伦特特别引述了洛克对于私人领域存在对于公共领域存在的价值问题的讨论，这进一步表明了公私划分的自由主义"母题"性质。
[8] 亚当·库珀、杰西卡·库珀主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个人隐秘权"词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序言。
[9] 阿伦特：《人类境况》，汉译本第55页。
[10] 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序言，第16--17页。
[11] 对于新闻传媒、尤其是新兴的电子传媒在公共领域中的这种变异的作用，哈贝马斯表示了高度的关注。参见《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序言。
[12] 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二章"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