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义理之学思想形成原因之辨析

一种学术观点或思想观点的转变，往往得益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或得益于某一特定的人物或事件；或得益于对悠久历史传统的深刻反思和洞悉，戴震学术思想的转变，正是这几种原因共同作用的集中表现。戴震学术思想的转变具有非常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中国历代思想家中也是不多见的。那么，为什么在乾嘉时期大多数学者面临几乎相同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之际，戴震能够在思想意识上突破和挣脱时代的羁绊束缚，提出考据训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的观点？为什么在乾嘉时期大多数学者沉湎于考据训诂、孜孜于文字音韵之时，戴震能够提出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学术理念和目标？在戴震短暂的学术生涯中，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思想转变？这种转变的内在契机是什么？它在戴震的整个学术活动中居于一个怎样的地位？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戴震思想的内涵及其价值很有必要。下面我们从明清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明清以来经世实学—人文启蒙思潮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三个层面来探讨揭示戴震学术思想的转变这一问题。

1、明清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

一个时期政治、法律、文化、哲学、宗教的形成和发展，只有深入到它们背后的经济领域中才能够得到科学合理的诠释。对戴震思想的变化，我们也应当采取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明中后期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呈遍及之势，尤其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中国早期的带有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性质的作坊。随着商品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交往的日益频繁，这种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快就传到了徽州地区，使得徽州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徽商的足迹，形成了徽州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1]的鼎盛局面，以至当时有“天下之民寄命于农，而徽民寄命于商”[2]的说法。徽州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对戴震的思想必然会产生很大的触动，戴震的商人家庭背景使他对经济活动和“民生隐曲”较早地有了接触和了解，也表明戴震的思想与徽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戴震不断往来于经济较为发达的扬州、南京、太原等地，视野进一步开阔，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和呼声如“富民为本”、“体情遂欲”等在戴震的思想中已有突出反映，戴震已有可能与条件从所接触和感受到的新的社会因素中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及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进行重新思考和评价，同时也促使戴震思想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2、明清以来经世实学—人文启蒙思想的影响

戴震的义理之学思想与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人文启蒙思想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是在反对程朱理学之“虚”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程朱之所谓“理”与陆王之所谓“心性”，在考据学家眼里，都是一种“虚而不实”的东西，它们成为脱离自己的载体而被理学家任意涂抹粉饰，成为被歪曲的对象。为了恢复被理学家歪曲了的“理”与“心性”的本来面目，使之从“神化”中摆脱出来，就必须用博雅考据之实学取代宋儒明心见性之虚学。实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内容和形式。明清之际，实学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经世实学；而乾嘉时期，则主要表现为考据实学，考据实学成为乾嘉时期学术发展的主流。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到乾嘉时期的考据实学，实际上是实学思想发展的进一步深化，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实学思想的内在本质。乾嘉学术风气是讲求“实学”，他们斥责宋儒之义理为“虚理”，他们以为宋儒之谬误就在于蹈虚而不务实。如黄宗羲就认为程朱之“理”只是一种名，而非一种实。王夫之也认为可感知的具体事物比抽象虚无的东西更为重要，李塨也竭力反对程朱抬高“理”的地位的做法，以为“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他指责理学家犯了离开具体事物而求“理”的错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中国的思想家应远离抽象的概念而关切具体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