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义理之学恰恰具有明清以来经世实学的所有特征。从戴震义理之学的学术宗旨及价值目标来看，很明显地受到了明清以来经世实学思潮的影响，因而表现出了鲜明的重“征实之学”的思想特征。在本体论上，把虚无之理置于物质性的气中，以为无气外之理、事外之理；在认识论上，把理性认识置于感性认识之中，重视道问学，重视血气心知；在伦理观上，把理置于欲中，以为理存于欲；在治学方法上，借鉴西方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注重经验，注重演绎，同时吸收中国固有的经典诠释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方法。
戴震虽然也讲性理，也使用理学曾用过的一些概念范畴，因此当时一般学者把戴震提出的义理之学视为“空谈义理”，与程朱理学并无区别。其实，戴震之所谓“义理”与程朱之所谓“义理”已有了本质的区别。程朱之“义理”是离开儒家经典的“个人意见”，是虚而不实的形而上的精神存在，而戴震之“义理”则是建构在儒家经典和严格的训诂考据基础之上的“实学”。经世实学思潮是批判理学空谈性理的产物。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的内在精神。明清之际，在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他们或以经学济理学之弊，以复兴古学（经学）为己任；或独辟蹊径，开诸子学研究之风气；或探究“切用于世”的学问，以求实功实用；或会通西学，倾心于“质测之学”的研究，尽管他们各自在学术领域各领风骚、各显风采，在他们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就是在抨击理学空疏之弊的同时，竭力提倡经世致用、实学实用，从学风、学术上呈现出一股崇实黜虚、舍虚务实的新风尚。
戴震所处的乾嘉时代，考据学处于学坛主流，一般学人大都丧失了明清之际的爱国激情和经世意识、忧患意识。而惟独戴震振臂高呼，吸取了明清之际思想的精华，不但把其义理之学建构在坚实的经学基础之上，而且把其义理之学从理论的层面转化为政治的层面，以批判程朱理学、恢复原始儒家本来面目为己任。戴震的义理之学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是明清以来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戴震遥承明清思想之余绪，仍关切社会、关切人生、关切现实、关切政治， “先生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3] “先生之学……期在实用。”[4]这都表明了戴震义理之学的政治向往和经世目的。
戴震义理之学所体现出来的反封建、反传统、反权威，要求人性解放、个性自由，要求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等思想，与17世纪兴起的人文启蒙思潮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说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侧重于“科学的”、“制度的”层面，那么，人文启蒙思潮则侧重于“个性自由”、“人性解放”、“平等博爱”的层面。在明清之际，人文启蒙思潮不是来自于外部力量，而是萌生于理学内部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结果。由于理学存在的基础之一就是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论证儒家纲常伦理的合理合法性，因此它一开始就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后期长达六百年的官方意识形态，与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功能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理学的过分政治化、庸俗化及空谈性理、空疏无用，在社会转型及民族、政治危机时期往往成为思想家批判的对象，这时候，这种理论形态的内部就悄悄孕育着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理性自觉与理性精神，孕育着摆脱封建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自由、个性解放、个人幸福、个人利益，追求真理的精神动力和启蒙意识，从而滋长出人文启蒙思潮的缕缕曙光。较之于近代启蒙思潮而言，学术界一般把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潮称为“早期启蒙思潮”。前面说过，经世实学思潮与人文启蒙思潮共同构成了明清之际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它们之间往往交织在一起，有时候某一思想家的某一思想观点，同时具有以上两种思潮的特征和意义，因此，我们应辨证地理解这种划分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