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看法上。文化帝国主义比以往更为真实地存在着，它冲破了旧名的死茧壳，在新的天空中舒展开自己的华丽翅膀，招来遮天盖地的蝗虫狂乱四处觅食，使整个天空昏暗无光，在后现代的国际贸易策略和所谓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①时代，老式的专横暴虐、那种强迫推广美国式产品（不论是奶粉、洗头剂、五十年代的电视节目，还是军事体系）的标准的做法，似乎已经结束，一种不妥协于统治和霸权的新的弹性已蔚然成风。“多元主义”（pluralism）一词，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和政治标语抑或作为理论和哲学生活的事实，似乎是对后福特主义在上层建筑里的真实反映，然而“多元主义”把帝国主义和统治的现象与商品化结构更为复杂地联系在一起，使从前较为公开和明显的暴力转变为精巧微妙和形而上的复杂物。赫伯特·马库塞－柏拉图的（Marcusean－platonic）关于伪幸福的问题开始被重新提出来，似乎它以其60年代的模式仅仅预示了我们自己的貌似新鲜和独创的文化和政治的问题。
引导线是美国公司势力［往往随便和不准确地称为“多国”（multinational）］所起的作用。前不久我曾参观了鹿特丹（Rotterdam）市的一所新型滨水区工程，使我充分意识到了美国公司的作用，这个滨水区工程是鹿特丹的市区规划者感到最骄傲的事情，它以新的公寓楼区、娱乐区和办公楼区替换了已经衰败塌坏的码头和港口设施（这些设 施是现代的，但不是后现代的），当然，新城市“内部殖民化”将会带来金钱，但是这个中心控制的规划事实上意在避免英国码头灾难－－英国码头是“取消政府控制”（deregulation）、由投机者随意亵渎城市空间的一个确实可怕的例子。建筑规划学的学生常常引用鹿特丹滨水区工程来说明一种崭新的集体组装的美学－－这种美学自19世纪哈斯曼（Haussmann）时期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如何取代早期的、现代的、由“天才”设计的建筑物的方法。然而，我这个北美观察家十分惊讶地发现美国罗斯公司（Rouse）在所有这一切中起的作用。美国的公司顾问现在在后现代全球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与那些传授镇压反政府分子的技巧和训练当地警察力量的美国专家同行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罗斯公司的可靠性已在巴尔的摩（Ba1timore）的滨水区表现出来了，据说罗斯公司与迪斯尼帝国有着很深的联系。罗斯公司是欧洲统一前夕的一个旧世界规划的促动者，这使那些对文化自主抱有一线希望的人感到震惊。让我们别去理会那个事实－－即俄国人和他们的盟友无法设计出一个像样的旅馆房间时，不得不向希尔顿大饭店请教最基本的线索－－这只是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破产！但是在这里，这个欧洲最古老的资产阶级文化－－假定它仍然是在日常生活、社会态度和优先权利里表达了明显是欧洲的风格和世界观的一个合适典型的话一结果在后现代时期、在文化上是如此地枯竭以致不得不引进现在比自己要更老练些的、来自新世界的生意人和商品设计家，用瓦特·迪斯尼（Walt Disney）来代替伦姆布兰特（Rem卜andt），用艾培考特娱乐场（Epcoi）和荷尔顿商业中心（Horton）来代替20年代和30年代的社会公寓的宏伟规划。
政治和经济自主的前景会在新欧洲出现吗？虽然各式各样的欧洲民主国家自豪地四处周游展览民族主义的大型艺术，文化自主是否也将证实是个凄凉的失败呢，文化自主这个最后期望，在建筑学上被称为“批评区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起码试图以民族和当地风格来抵制新的全球美国化。然而，在所有晓得自尊的跨国公司的美国后福特主义者都明白，把产品用合适的当地色彩和民族风格包装起来的重要性的今天，文化自主可以被真正地列入议事日程之中吗？今天，文化帝国主义表现在对外输出专家：如果专家获胜的话，甚至民族传统也摆脱不了他们的控制：我们难道能够想象专家会失败吗？
向那些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很悲观的朋友，我想温和地提议：我们不需要把尼采留给敌人，我们可以在尼采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慰勉，即最深刻的悲观是真正力量的来沤。我们必须对这个体系保持深刻和连续的悲观，就像我的东方朋友对另一个体系所持的态度一样。乐观主义，甚至最微弱的乐观主义，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让人利用和操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