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第一点来说，政府现在如果还要继续存在，就不能再凭借自己争利性力量了，这种力量已经被击败了。但是，政府的一些社会职能是任何互利性组织都需要的，国民需要政府，就像国民需要汽车生产商、需要医院学校、需要邮局、需要唱片公司等等一样。互利性社会离不开公共产品的提供，离不开社会秩序的维持，离不开国防；同样，政府从业人员，也离不开其他社会部门提供的粮食、衣服、医院、学校、唱片。于是，政府这一社会职能部门的成员，就和其他的社会职能部门的成员，在互利性上组织了起来。政府人员为了完成其社会职能，必须拥有一定的权力，但他们也必须承担对等的责任。他们不再是争利性斗争的获胜者，因而可以高高在上；他们和国民是相互平等、相互服务的合作者。
在本文的开始处，我们说：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妻儿老小的，都追求着马斯洛所说的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对爱和归属感的需求、对自尊和地位感的需求、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追求着这五方面的正面的生命体验。在传统专制社会中，他们凭借有组织的争利性力量去获取；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他们凭借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去追求。一个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优良的公共产品、社会秩序的官员，人民一定会在物质上、尊重上、情感上给以优厚的回报。相反，如果一个官员提供的是质量不高的公共产品、社会秩序，甚至营私舞弊、贪赃枉法，那又怎能指望得到这些回报呢？
在由传统专制政制向现代民主政治过渡的时候，它意味着原有的社会均衡态的被打破，新的均衡态逐渐建立，在这一过程中，是一定会发生社会成本的，问题只是成本大小而已。如果博弈双方斗争十分激烈，则对社会会造成较大损害，社会总成本就比较大，这对各方都不利。可是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会上演很多这样的故事呢？最典型的就是法国大革命，还有1642至1649年的英国内战，1848年发生在欧洲一系列国家的革命，二战前后的南美国家，20世纪70、80年代的韩国等。如果能不发生这样的社会冲突和动荡，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但这要求博弈双方对自己的博弈处境有一个清楚的把握。就当时的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国王们来说，如果看到自己拥有的争利性力量肯定会从优势转向劣势，看到继续和市民社会对抗是没有成功希望的，那么他们会主动改变自身，或放弃自己的绝对权力。但如果他们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坚持下去，使得冲突激化。就当时的欧洲市民们来说，或者选择：对变革的要求强度小，希望积少成多，由量变积累到质变；或者选择：对变革要求的强度大，希望迅速改变。从各国发展的经验看，由量变积累到质变更符合市民的利益。
激烈变革会造成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社会财富的破坏，社会情绪的严重对立。而且原来的政府也在客观上行使着一些社会大众所需要的功能，一旦政府不能正常运转，全社会都要为此付出代价。最优的处理方式，就是既让政府发挥社会所需要的功能，又让政府逐步改变侵扰百姓的举止。还有，由原来的社会规则转化到新的社会规则，只能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原来的规则即使不能达成和促进新的均衡态，但也比没有规则好；如果原来的规则一下子被打破，新的规则还没有形成，出现了规则的“空白期”，那还不如继续运用原来的规则。而新的规则的形成是需要人们在新的反复博弈中慢慢培养而成的，为此，大众需要相互间更多的了解，需要有更多的社会知识、政治知识，需要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地感受和思考，需要不断地变革自身对他人的态度和做法，政府人员和社会大众都需要这样。
没有人天生是好人，也没有人天生是坏人；没有人注定永远是好人，也没有人注定永远是坏人。兄弟可以变成对头，对头也可以变成兄弟。当互利性博弈逐渐取代争利性博弈，互利性规则逐渐取代争利性规则，互利性意识逐渐取代争利性意识，成为社会的主流时，人们就普遍变好了。所以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