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社会中,由于社会成员的主体是缺乏组织性的农民,所以,或者是这个军事集团获胜,比如项羽、曹操、北洋军阀;或者是那个军事集团获胜,比如刘邦、刘备、奉系军阀;或者是原来的统治集团获胜,比如明王朝、清王朝;或者是起义的一方获胜,比如李自成、洪秀全。获胜后掌握政权的一方,和广大百姓的关系,都是通过争利性力量博弈形成的。
三、由争利性政府向互利性政府转变
这种状况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根本改变?
人的组织并不只有争利性的一种,我们可以把公元前后的罗马军团、中世纪的北欧海盗、西西里岛上的黑手党、美国两院的院外游说集团、结党营私的宗派、同性恋争取权益的组织,视为争利性组织,其成员们组织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其他社会成员争夺利益。但还有另一类组织,比如行业组织、金融体系、贸易组织、英语学习小组、NBA联盟,它们是互利性组织,其成员间也有责任和权利的安排,也有严明的纪律,也要求思想统一、行动一致。但其成员们之所以组织起来,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成员间合作、交流、互利的需要。即使该组织之外的人都不存在,这种组织对于其成员仍有必要。一个与世隔绝的只有一万人的小岛,这一万人完全可以全部进入一种行业组织,进入金融体系,进入英语学习小组,进入篮球竞赛联盟,其乐融融。
当互利性组织和组织外的人发生关系时,有三种情况。第一,会把外人纳入自己这个互利性组织中来,比如把更多的人纳入到自己的供货和销售的网络之中,完全用市场原则来规范人与人的关系。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把全球绝大部分的国家纳入到WTO之中;或者把更多球队纳入某个球类比赛联盟,比如绝大多数国家都已是国际足联的成员国。第二,当外人试图以强力破坏这一组织,或者直接运用强力试图向成员们索取利益时,成员们可以统一运用组织性力量,以强力来保护自己的组织、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时成员们已经通过某种互利性规则组织了起来,他们不再是一盘散沙了,不再会任人宰割了。这就是为什么十八世纪的法国国王面对第三等级的政治呼声十分头疼的原因,虽然国王很想加税,但统一行动的第三等级让国王真正感到了问题的棘手。第三,这一组织可能运用强力向其他人争夺利益。比如中世纪时的威尼斯,其政治权利控制在商业巨头手中,虽然其商业触角伸及地中海沿岸,但商人集团也组成了强大的舰队,在必要时用武力和其他国家、其他社会集团争夺利益。以工商业立国的美国,也在19世纪出兵亚太地区,占领了菲律宾和夏威夷。
西方的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十七、十八世纪,其关键背景就是:工商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本性是分散进行、自给自足,工商业的本性则是分工合作、相互联系。人们出于提高生产的目的不断发展着工商业,这也就在同时加强着人们互利性的合作。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尝到了越来越大的甜头,就像吸烟喝酒一样越来越上瘾,越来越难以舍弃,就千方百计地去发展它;为了更大地得到它带来的蛋糕,人们就日益组织起来,货币、私有产权、等价交换,等等,就是这种互利性组织的规则,以后又发展到信用卡、电子货币、股票、投资基金,有了合作公司、股份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有了行业协会,有了共同的城市生活。有了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产业的分工和协作组织,还有了教育、卫生、通讯、交通、娱乐、体育、旅游等等共同性活动及其相关组织。当这些互利性组织在一个国家(比如英国、法国、荷兰)发展到足够庞大时,当足够多的国民进入到这种组织之中,当一个国家不再是农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时,这种以工商业和市民社会为主体的庞大互利性组织,向着以争利性力量为依托的统治集团,发难了。
这种发难表现在上一个自然段的第一点和第二点。
就第二点来说,工商业的市民社会不能再容忍贵族统治集团凭借优势力量、继续压迫压榨国民。以前容忍是因为无可奈何,现在有了组织性力量,如果继续忍受就是对不起自己了。在整个十七世纪的英国,以国王为首的贵族统治集团和市民社会进行激烈的较量,这种较量表现为不断的暴力斗争。之所以最后解决问题的“光荣革命”没有使用暴力,是因为在这之前几十年的角斗中,胜负已分。坚持君主专制的詹姆士二世虽然有心坚守,但已无力回天,因为手下已经众叛亲离,他只好孤身逃到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