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上考虑，任何财产法必须就两方面做出调整：一是界定利益归属；二是保证财产充分利用，避免交易障碍。‘由于小商品经济的局限性使人们无法预见现代市场交易的深度和广度，因而罗马法对第二个问题即财产利用相对忽视，债法只是依附于物权法而存在。其次，罗马私法的基点不在于财产效益的最大化，而是从理性出发，企图建立一套亘古不变的自然秩序，因而在物权法里所有权作为自然权利被抬到至尊的地位。客观地讲，大陆法系从财富控制的自然状态到确立所有权本是社会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经济过程的控制能力，但这一进步在当代社会却阻碍了物质的充分利用和所有者利益的实现[33].市场经济财产运行的复杂性是罗马人、拿破仑当年无法想象的。财产利用不再局限于资源的自然使用价值的释放，而是依靠和管理组织起来的一个创造性过程。在此过程中，财产利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往往高于财产原有价值。同时，由于财产的利用更多地需要科技和管理系统的辅助，非所有人利用财产已成为经济常态。因而传统的理论已不合时宜，财产法为了实现其功能也需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四、我国财产权体系的理论重构
首先应接受这一命题：财产法是一个开放的权利体系。法律的真实生命不是逻辑，而是它所要调整的社会现实[34].虽然大多数现实中的具体财产权利可以逻辑地归入固有的传统权利体系中，但仍有许多新型财产关系无法在其中找到相应的位置。因而，在技术上和理论上，财产法应给新的财产关系留下足够的空间。虽然“意思自治”原则提供了当事人依据意愿组合权利义务关系的自由，但其自由度是有限的，即仍须在“物权法定”、“一物一权”、“所有权优位”等原则下进行。我国在立法上引进和强调超然于物权和债权之上的财产权概念是必要的。在我国目前的民法理论中，财产权概念仅在作为权利分类的一种类型的意义上使用，在实际立法中并无特定意义，顶多只是充当理论争端的调和者（如法人财产权）。“财产权”这一概念比所有权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因而更能恰当反映经济运行中主体与财产联结的程度。较之大陆法系，英美法财产权制度务实性更为突出。同时，英美财产法对于重建财产法理论体系的基本启示是：不固守所有权客体及支配过程的完整形态，并不会导致经济运行的无序化[35].
重塑我国财产法体系是一个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相当复杂的问题。针对目前传统制度的弊端，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解决措施，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思路：（1）保留所有权制度，不引入财产权概念，但另外建立与所有权平行的占有制度[36]，强调他物权的平等性、独立性和占有性，即建立财产归属制度和财产利用制度并重的二元结构。（2）放弃传统所有权的概念，完全借鉴英美法中财产法概念。依此设想，物权、债权将不复存在，而代之以各种具体财产权利的组合[37].
第一种思路为目前较多学者所接受，它将对《物权法》的制订产生一定。这种思路不同于两权分离的观点。两权分离仍是沿袭传统物权理论，经营权只是作为一种特别类型的他物权依附于所有权而存在。而上述思路旨在确立他物权的独立地位，从而保护和促进物的利用，因而对于具体立法有现实指导意义。但这种思路仍是在狭窄的物权法范围内解决财产的利用问题，因而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从逻辑上讲，占有制度的确立原本是淡化所有权的绝对性，但实际上对占有权给予与所有权同等的保护，不仅没有打破所有权的绝对性，反而同时创造了另一种类型的绝对权利-占有权。这种思路忽视了占有制度本身也是基于归属的理念而提出的，并未超出归属的范畴。其次，占有制度也是就有体物的归属和利用而提出的，仍是在物权和物的范畴里寻找答案，而现代社会不再仅仅是有形物的世界，权利作为客体大量进入流通领域，价值形态财产的存在已超出所有权和占有权调整的范围。因而占有制度有可能解决物的占有和利用的部分问题，但绝不能解决财产利用的根本问题。再次，二元结构必然造成所有权和占有权效力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会给立法带来困难，同时引起整个传统物权体系原有概念系统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