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卿用电脑展示的幻灯片并未增添可靠论证的总量，正像美西站争中的广告传单和越战中的促销活动一样。而且，尽管布什政府的造势鼓吹未能说服安理会上的法国、俄罗斯和中国代表，但却受到美国各大传媒的热烈欢迎。我们的电视网和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都兜售着同样的商品。它们甘愿充当美国政府的工具，而不是充当向美国人民负责的见证者，而且，它们极大地应用了高薪的职业说客的天分和裁剪功夫。这些媒体，出于对布什总统的几乎完全一致的痴迷（它们把他赞为丘吉尔式的领袖，有时又是林肯般的英雄），早在海军航母启航前往波斯湾之时，就已经打点好行囊、准备好适合沙漠地带穿戴的服装。在国务卿鲍威尔向联合国所作的陈词中，《华尔街时报》的编辑们发现了特列朗[2]和梅特涅[3]的迹象。
二、北朝鲜例外论
布什政府鼓吹自己“在道德上的是非分明（MORAL CLARITY）”和“以原则为基础的坚定决心（PRINCIPLED RESOLVE）”，还有自己“行使权力而不征服（EXERCISE POWER WITHOUT CONQUEST）”以及“为陌生人的自由而牺牲（SACRIFICE FOR THE LIBERTY OF STRANGERS）”的意愿。那么为什么不对北朝鲜采取愚蠢的攻击行动呢？
虽然冬天很长、很冷[4]，这个国家中到处都是不幸的陌生人，而且，与汉斯·布里克斯[5]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默罕默德·艾尔-巴拉迪于2月份从伊拉克带回的消息不同，那一个月从平壤传来的是更直接的威胁。一位无情的独裁者控制着一个共产主义专制政权，这个政权与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可有一比，它恢复了浓缩铀的生产，驱逐了联合国派到宁边核反应堆的核查人员。据猜测，它已经拥有三枚核弹，而且在短短数月间可以制造出更多；它统治下的普通民众在饥饿中垂死挣扎，而它的荷枪实弹、盲目效忠“亲爱领袖”的100万常备军则驻扎在非军事区附近，离驻扎在非军事区南边的3万美军只有炮弹射程的距离。北朝鲜的威胁不仅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惊人迫近的，但却恰恰不是能够激起美国空军轰炸（WRATH OF EAGLES）的。面对金正日明目张胆地索要赎金（他愿意接受以贸易协定、银行贷款或粮食援助等形式实现的支付），布什政府把这个烫山芋转交给联合国——这可是同一个联合国哟，它刚刚被拉姆斯菲尔德部长谴责为“不负责任”和走上了“可笑路线（A PATH OF RIDICULE）”，仅仅因为它拒绝支持美国远征巴格达的计划。这一对照使“道德上的是非分明”顿时显得晦暗无光，而撤回被布什宣布为无效的外交牵制策略这一举动则澄清了这样一种区分：一个是现实的、明显的威胁；另一个是由想象出来的敌人加以巧妙遮掩的威胁，而且这个“敌人”恰好只拥有规模较小的军队、但却统治着一个富藏石油的国家！
三、“我们拒绝在恐惧中生活(WE REFUSE TO LIVE IN FEAR)”
布什总统是在2002年10月7日面向辛辛那提市的一群听众说出上面那句话的。就我所知的布什政府的信仰治疗师和军火商所说的所有谎言来说，我从中找不出任何胆小的痕迹。布什政府难道不是正在使美国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吗？若非如此，它如何解释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公民自由的系统摧毁？
自从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民没有哪一个星期不曾收到政府发布的“新一轮恐怖事件”的警告。出来宣布这种警告的角色变动不居：有时是联邦调查局局长，有时是司法部部长，有时则是中央情报局或国内安全部的匿名干探，但他们传达的讯息却是千篇一律的：怀疑你的邻居，时时注意天空，购买密封胶带，避开华盛顿纪念碑，藏好孩子。
在政府派出另一位执法官员到麦克风前讲述丢失了一个铝管儿或者新发现了一罐儿神经毒气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公民会问出一系列“不相关的”问题：联邦预算为何如此混乱？蒙大拿的一片森林为何突然消失？
四、梦游症（SOMNAMBULISM）
这些日子以来，华盛顿不乏一批大作白日梦的地缘政治家，他们极力鼓吹美利坚帝国借助良心和武力在地球上播种和平、在地球人心中播种善意的奇迹。这些先知们得享权力的荫庇，其中有些充当白宫智囊，有些成为五角大楼顾问，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乌托邦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为整个中东伊斯兰世界设想出一项贫民窟清拆计划，伊拉克被首选为民主制度的示范田，随后这种民主制度将被复制到叙利亚、伊朗、利比亚、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当我阅读这些人发表在政策类杂志上的文章时，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曾经读到过的一位小说家的一句话——在描写1920年代四位马克思主义刺客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聚谈的情景时，他评论道：“他们相信一切他们能够证明的事情，而他们能够证明一切他们相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