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文学性”在各个领域的潜存使发掘处于边缘化的文学的价值、通过重新确认文学理论的核心话语来主动回应所有意识形态的召唤、进而显现当代社会中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不可或缺性成为可能。
“文学性”对各个领域的渗透使学界重新反思文学的价值，使文学理论突破文学的范围来发掘广泛的“文学性”提供了重要参照。王晓明等学者主张文学研究与当代思想互动，笔者认为，除了含有文学研究应答社会和文化现实、提高文学研究思想深度的渴望之外，从另一个侧面也意味着，发出了文学研究走出纯粹文学“学术性”藩篱、反对安守文学本位和克服文学研究愈益“专业化”以及“学科化”的弊端、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从而探寻其他领域的文学性、应答其他意识形态召唤的一种呼吁。可以想象，固守纯粹文学现象的文学理论很容易沦为文学的智力游戏或对文学材料的技术性操作而丧失文学理论的生命力，或者形成限制和压抑性机制而导致文学理论霸权的出现，从而丧失文学理论应有的彰显能力。为使文学理论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重现生机和活力，不少学者都认为应当引进新思路，扩大学科领域，调整研究视野，“文化研究”正是在这种跨域交流的强烈要求下被引入并给学界以启示的。而之所以在经历了20 余年的拨乱反正、回到文学本体之后再转向似乎与社会—历史批评理论相似的“文化研究”，我想，关键在于“文化研究”中充满了“文学性”，正如吴炫所说：“文学界应该讨论的问题，只是纯文学性的批评和文学性的文化批评”，而“文学性的文化研究”是“将文学的外在形态看作是进入文学内在文化性的世界的门槛”[13] 。
“文学性”对文学理论范式的变革还体现在它能鼓舞文学理论研究者将文学理论的重点设置在跨学科的文学性理论，譬如哲学的文学性、历史学的文学性、经济学的文学性、政治学的文学性、社会学的文学性、宗教学的文学性甚至人的社会生活的文学性等等。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实则是对文学的历史语境的研究，是对文学的综合生态的研究。对这些领域的研究，不仅会促进社会科学的开放，而且会带来文学理论的深化。文学性对文学理论范式的这种变革，不仅必将从学理上重建文学理论的核心话语，改变文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程序，而且会在实践中使渗透了文学性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接受者保持与理论自身的一定程度的审美交往，从而提升接受者的精神境界，也提高接受者的生活质量。
随着社会的发展、交往的扩大、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任何一门学科单纯依靠自身来获得发展动力的趋势已日渐式微。正因如此，拉尔夫•科恩指出了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之一是“非文学学科与文学理论的扩展”[12] (p11) ，而跨学科、多领域的文学性正好展示了建构当代文学理论扩展的广阔前景。因此，对文学性的探讨不仅使文学理论回应了所面对的现实，而且是文学理论既摆脱画地为牢又保持紧贴自身、从而进行当代建构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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