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文学性使事物和人的知觉之间界限模糊，文学性的渗透使现实只能以符号的方式存在，文学性虚拟现实、甚至美化现实。这恰好应和了19 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学科知识范式转变的潮流——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学等的重新融合，诸多新科学和文化研究的发展，冲击着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对立，挑战着规律科学和描述特性的学问分野，在“那些以建立审美修为、敏锐学思为务的文学、哲学及历史等学科，和那些以生产力、福利、效率和公平等准则去量度教育成果的政治技术，得以互相转化汇流”[10] 的过程中，文学性起到了建构相互之间的张力、维持各学科之间平衡、把握或相互抵制抗拒或相互转译度量的关键作用。即是说，文学性不是侵入其他领域的暴力，因为，如果“话语所表示的东西与一个社会将其变成的东西之间出现了一种呈上升趋势的失调现象的话，那么，这种话语就象某种暴力的表现那样在起作用”[11] 。文学性是应其他领域召唤的一种自然融入、内在而又有力地维持着各领域的平衡，是对后现代状态的自然维护。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为文学性叫好，从文学性对其他领域的自然融会中我们看到了建构当代文论的曙光。
三
因为文学理论的边缘化而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文学理论的危机可以通过文学性对文学理论范式的变革来拯救。
文学理论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范式的转换史。在此，我们有必要大致描述一下中国文艺理论范式的转换轨迹：中国百年文学理论是在长期的二元对立论范式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我们从最能体现这一范式的如内容与形式、表现与再现、思想与形象、情与理、个性与共性、理性与非理性、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等一系列范畴即可看出。二元对立的这一系列范畴的确立，表明了80 年代之前的大半个20 世纪把文学看作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是主体情感的投射或是主体对客体征服的观念，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被歪曲或强化，文学理论演变为庸俗社会学。但从这之后的学术视野来看，这样的文学理论是“他律” 超越了“自律”，文学理论没有在学科的知识层面充分展开，没有在自身的范畴内展开讨论。因此，80 年代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力主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克服了文学本质的“工具论”，文学的审美本性得到了澄清，在当时的文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审美意识形态论使文学理论从中心走向边缘，但文学理论找到了自己的独立位置。而随着纯文学神话的破灭和通俗文学的兴起，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又对大众文化中提出的新难题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又对文学理论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时下，学界对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而带来的批判功能颇为赞赏。笔者认为，除了文化研究的诸多优势之外，其内在原因之一是文学性对文化研究的强大支持，因为文学性对文化的渗透极其内在和隐蔽，包含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因子，大大突破了“审美意识形态”的内涵，能对历代文学理论问题重新发问，促进文学理论范式的变革。这主要体现在：
首先，“文学性”的红线夹杂在与各学科的特有属性所构成的斑斓色彩之中，而“自律论”的文学理论范式无力解决这一新的现实所提出的新问题，这就使文学理论在研究范围上具有了突围的现实和先决条件。
因为“文学性”不仅存在于文学中，而且渗透到了各学科、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领域，通过“文学性”能实现文学理论与其他一些学术思想甚至社会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自觉融会和正常交往。“文学性”不仅使文学理论具有了突破自律的先决条件，而且也自觉地回应了文艺研究的对象或范围不断地变化的现实。米勒曾说：“自1979 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12] (p121) 这种对象或范围的不断变化，不仅表征着文学理论的自性危机，而且昭示着文学理论敞开胸怀、广纳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前景。甚至可以说，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与其说是文学理论突破自律的过程，不如说是文学性向意识形态各领域积极主动渗透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