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后现代状态的游戏性使文学性充当了维护后现代状态的重要因素。利奥塔尔说：“社会关系的问题，作为问题是一种语言游戏，它是提问的语言游戏。”[6] (p33) “语言游戏都应该能用一些规则确定，这些规则可以说明陈述的特性和用途； 这和象棋游戏一模一样，象棋是由一组规则说明的，这些规则确定了棋子的特性，即移动棋子的恰当方法。”[6] (p18) 在他看来，“后现代”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或历史时期，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这使文学性在其中大有可为。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或工业化过程中，工具与理性的工具性功能日益加强，使知识分子对科学、理性、知识、真理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知识烙上了金钱的色彩，话语就是权力，解释就是游戏。于是，大胆地反传统、反权威、标新立异、多向度、多元化的思维方式，使语言游戏如同下棋，每种说法都应被理解为棋盘中的一步棋，每一步棋，可以只是为了纯粹的乐趣而激发出来，最大的乐趣是在片语、字词以及意义的转折和无限的创造中。王岳川曾将后现代状态归结为“追求非本质性、非中心性，反权威，张扬感性生命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反终极价值，强调价值的多样性和真理的不断阐释性”[7]的状况。后现代主义视一切为游戏，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不再是稳定的、有序的、渐进的，相反，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平衡、不稳定、无序性与非连续性，因此，不能用不变的逻辑、规则和普遍规律去解释世界，而应该用开放、灵活、多元的游戏规则代替普遍的规律，于是，即使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科学和哲学也不过是形形色色的语言游戏罢了。在这种游戏之中，不仅文学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意识形态，就其本质来说，不仅能够通过支配者而且还包括被支配者来使支配的关系得以维护”[8] 。后现代的游戏状态，必然伴随着消费状态、表演状态的出现。无论是游戏、消费还是表演，其实都是生活的原生素。越生活化，就越游戏化，也就越充满文学性。正如周小仪在评价唯美主义时所指出：它“十分贴近生活，十分通俗，也非常时尚。实际上，这昭示了唯美主义本身的悖论：一个崇尚艺术自律的文艺思潮却在日常生活也就是非艺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然这也正是某些唯美主义者的初衷：对于他们来说，生活，而非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9] 。在后现代社会，传统语用学的话语模式受到了强大冲击：“说者”由处于“知者”的地位变为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听者”由对所传输的信息有赞成或否决的权力转为缺少评判标准，“所指”由说者讲话时谈论的主题沦为商业信息。科学知识成为话语，当代最先进的科技无一不与语言相关，话语即权力，知识与商业、经济实力挂钩，知识与权力结合。由于主张多元，所以要铲除“词语的暴政”，于是，谁都有说话的权利，谁说的巧妙，谁说的漂亮，谁就具有控制、排斥、压迫的权利，谁就具有被他者所欣赏或消费的资本，谁就具有表演的能力。利奥塔尔的解合法化理论为文学性的施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在他看来，世界上不存在绝对至尊的语言游戏、话语和关于正义的普遍理论，各种话语游戏之间是平等的，无高低之分，也不可相互侵犯，评判正义的标准和实践正义的原则即语言游戏的规则也理应多元化，应更具有弹性。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多元、宽容的社会，由文学性所带来的叙事游戏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文学的技术操作规则赋予了作家、语言操纵者自由操纵写作技巧的权力，而这种写作的技巧自然又会伴生出无限制作的欲望。因此，文学性进而通过技术崇拜和制作欲望的膨胀达到了对后现代状况的必然维护。
余虹曾以思想学术的文学性、消费社会的文学性、媒体信息的文学性、公共表演的文学性深入剖析了后现代社会文学性统治的特征[1] ，揭示了文学性已经与当今的学术知识生产、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融合的事实。笔者认为，由于后现代社会是一种信息化社会，科学知识成为一种话语，知识的生产成为一个信息处理过程，知识产品必须转换成信息即语言形式才能存在，于是，物质特性本身造成的知识不可能是精确的，认识本身变成了一种语言游戏，后现代社会的状况就是由语言游戏来决定，文学性对各个领域的渗透或统治成为后现代社会中“语言游戏”的必然结果。因此，怎样把握语言游戏的质量和向度，这是提高语言的文学性、进而正常维护后现代社会状态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