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理论产生之后，其研究范围很快得到了扩展。人们认为，无论是就政治发展的含义还是就它的目标来说，政治发展绝对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任务。和经济的发展一样，政治的发展也是一个不间断的永无终极点的过程。即使是在一些政治学者看来政治已有足够发展的国家，其政治状况也不是说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毫无疑问地存在着政治发展的任务。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基础的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生产力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了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近20年来，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包工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到包产包工到户的责任制，最后到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城市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到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对外开放，最后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目标的提出，都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迅猛发展和深刻变革。这种情况无疑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发展动力。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本身，而直接间接地涉及到了政治发展领域的问题。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使经济和政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离开了经济而谈政治和离开了政治而谈经济一样，往往使人们既不能理解政治也不能理解经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经济必须在政治的包容下才能得以运转，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必须得到政治的支持和推动。所以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对政治的发展提出规划和设计，那么事实上也就不可能使经济发展的战略得到顺利的实施。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
政治发展的动力不仅产生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迁，而且还产生于人民生活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根据人的生活结构及其需要的一般规律，在物质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满足之后，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生活的需要也就随之产生。50年代我们在概括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时曾提出，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的矛盾。这种概括当然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但是如果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日益增长的恐怕就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而且还有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等等多方面的内容。
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等等的变革，使社会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社会的利益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得到了充分的分化。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更加希望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过程，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利益。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政治的发展，早就为我们党所认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反复指出了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以及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例如，他指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妨碍了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的正常运转，影响了工作效率；干部管理权限的过分集中，压抑了人才的脱颖而出，不利于把一大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提拔到急需的工作岗位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使机构失去了活力，压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等。对此，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3]。如果现在再不实行不仅包括经济体制而且也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1980年，邓小平同志又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更加明确地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5]在1986年9月至11月间，邓小平又几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他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6]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为我们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完全符合由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出的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