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非负债类税盾
由于折旧也像债务利息那样具有抵税作用，所以它可以代替负债的免税作用。通常将折旧这类虽非负债但同样具有抵税作用的因素称为“非负债类税盾”。Deangelo和Masulis(1980)，认为，非负债税盾可以替代负债融资中利息的作用，因此有较大非负债税盾的企业倾向于用更少的债务。事实上，如果有非负债税盾的企业发行过多的债务，可能会造成潜在的税盾得不到充分利用。Ross(1985)解释，当非负债税盾增加时，企业利息税的节省将减少。也就是说，当非负债税盾增加时，进行债务融资的激励减小，并且当债务增加时，破产的风险增加，而增加非负债税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杠杆低时，边际税盾的效应是正的;而当杠杆高时，债务的边际效益因破产成本的增加变为负值。这说明在债务和非负债税盾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Scott( 1977)，和Moore(1986)认为，有着相当多非负债税盾的企业肯定有相当多的可担保资产，而可担保资产可用来保证借债：担保债务比非担保的债务的风险要小，也就是说非负债税盾和杠杆之间也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综上所述，非负债税盾对企业杠杆的作用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有一点值得强调：即使知道非负债税盾对债务利用的效应，对杠杆的作用也可能不能确定。假定一定规模的企业，其债务水平下降，则权益或保留盈余肯定上升。然而，如果非负债税盾的改变是由于企业规模、权益和保留盈余和企业杠杆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很可能是企业的财务出现困境。在这种条件下，企业可能卖掉其可担保资产，减小非负债税盾，则企业规模下降，以摆脱破产的可能。虽然债务减少，但由于企业规模缩小，杠杆率可能减小，也可能增加。
4.成长性
Galai和Masulis(1976)、 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当企业发行债务时，经理有机会进行资产的替代，可能把企业财富从债权人转移给股东。Jensen和Meckling(1976)以及Smith和Warner(1979)、 Green(1984)认为这样的道德风险可以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来减小。另一方面，Myers(1977)论证：如果企业发行短期债务，而不发行长期债务，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说明短期债务和成长性正相关。Hall、 Hutchinson和Michaelas(2000)通过研究3000个中小规模的英国公司，也证实了这个观点。而许多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Jensen(1986)和Stulz(1990)认为，如果企业缺乏投资机会，股东可能会要求加大负债以使经理人员受到债权人更多监督，来降低代理成本。另外，债务也存在代理成本，使负债和成长性负相关。许多实证研究得出与此一致的结果，例如Kim和Sorensen(1986)、 Smith和Watts(1992)、 Wald(1999)、 Rajian和Zingales(1995)。而他们所选用的成长性的指标并不相同：Wald(1999)用销售收入增长率5年的平均值，Titman和Wessels(1988)用投资额和总资产的比值、以及研发费用和销售收入的比值来代替成长性。
5.资产担保价值
Galai和Masulis(1976)，首先研究得出资产担保价值和企业杠杆正相关。Jensen和Meckling(1976) 、 Myers(1977)认为：如果企业的不动产高，则这些资产可以用来抵押，减小债权人的风险，因此具有较高可抵押资产的企业可能有较高的负债水平。Scott(1977)坚持，当发行保险债务时，财富将从不保险的债权人转移到保险的债权人手中。Myers和Majluf(1984)认为，企业举借有形财产担保的债务可以降低债权人由于信息劣势而可能导致的信用风险，因而可以降低其筹资成本。固定资产和存货通常被视为可抵押资产，所以与企业负债比率正相关；而专利技术、商誉等无形资产通常被视为不可抵押资产，所以与企业负债比率负相关。但是，起码有两条原因使得这种关系变得不确定：其一，无形资产比重过大会增加企业资产的可塑性，即使得经理人员可以更随意地支配企业资产，并且也使得债权人的监控变得更加困难。当可塑性与高监督成本结合起来时，就可能产生道德风险问题，而Grossman和Hart(1982)，认为高负债造成的破产威胁可以降低道德风险。因此如果企业可担保财产较少，则其利益相关者会要求企业加大财务杠杆。其二，对于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较多的无形资产投入意味着企业有较强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所以较多的无形资产同样可以支撑较高的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