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概念最初还是由“时”承当的。前面说过，《说文》以后历代字书、历代语言学家和我国著名甲骨文专家，都认定“时”的古文写作“峕”“从之、日”，也就是说，古文“峕”是“日”和“之”的会意字。“日”和“之”都见于甲骨文，均是最早产生的词汇。“之”甲骨文形为“屮”下有“一”，《说文》：“之，出也。象艸过屮，枝茎渐益大，有所之也。一者，地也。”徐锴笺：“之言滋也，艸木滋长也。江阴孔氏广居曰：‘艸木初出，多两叶对生；及其既长，则枝叶左右参差。故‘屮’象初生之形，而‘ㄓ’象枝茎益大也。’”段注：“之，出也；引申之，为‘往’义。”各家说法虽略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之”的本义有生长、发展、变动之意。这样，“时”的“四时”含义也就非常好理解了：“日”变动运转而产生“四时”，这是“时”的本义；抽象的“时间”意义如段玉裁所说，是由原来具体的“本春秋冬夏之称引申”而发展出来的。“时”后来从“四时”意义发展出我国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准则”（本在）、“此”（在者）和判断（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时”曾经是我国形而上学存在论的集中的语言体现。
四
“时”为什么会是存在论概念？或者说，形而上学的本在、存在、在者三个基本概念怎么会与时间之词发生关系？这正是海德格尔在它影响巨大的《存在与时间》（又译《是与时》）[10]里想要告诉我们的。海德格尔把人这种“此在”直接解释为“时间性”。海氏认为，人这种此在与别的此在的一个本质区别是：人一经“被抛在世”，就“隐而不彰地领会着解释着存在这样的东西”；[11]而人总是“从将来‘来向’自身”，[12]或“先行到未来”，即人总是预先规划设计自己的未来，然后再采取行动。这样，人就“首先在世内照面的……事物那里发现时间，……经验到时间”，[13]“利用放着光和热的太阳”这一存在者“生长出‘最自然’的时间尺度——日”。[14]“现场”的“日”变动不居，但人却从它那里领悟到没有在“世内照面”的存在，领悟到那个没有“照面”的“常”“法”“则”——“是”。因此，由万变的“时”（运动变化的日）生长出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最高范畴“本在”意义，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中华民族的本体论观念“是”来自“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化的原初根源是有重要意义的。
“是”来自“时”的难题解决了，我们来讨论“是”“时”与指代词“这”“此”的关系问题。汉语的判断词“是”与指代词“是”有密切关系，语言学界一般认为判断词“是”是由近指代词“是”发展而来。[15]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近指代词“是”怎么会发展出判断词“是”来？
这是关于“是”的最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词义的派生主要有两种方式：引申或比喻。引申义以事物的相关性为基础，比喻义以事物的相似性为基础。判断词“是”与近指代词“是”之间既无相关性，又无相似性，从词义发展方面无法解释。这种不同用法的“是”也不是两个词同音假借的关系，因为上古“是”基本不单独做判断词，也就谈不上是一个独立的词，当然也就谈不上谈和别的词同音假借的问题。从传统语言学角度，也许我们永远也解不开“是”的判断义和近指义的关系之迷，但以哲学的眼光来看这一问题，这个处于“遮蔽”状态的“是”便顿然“敞明”了。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的语言学是“外在的句子理论”把“‘是’降格，弄成为‘系词’”，[16]因此不可能让语言从遮蔽状态“现象”。如果将“是”从语言学的“系词”还原，“是”就显现它集形而上学本在、存在、在者三个核心概念于一体的实质：这个一体在汉语里就是概念的物质形式语音“shi”、文字符号“是”（原初文字符号为“时”）；三个核心概念即同西语系词to be的三个基本义项相应：本在、存在、在者。英语to be的动名词形态being有形而上学“本在”、“在者”二义，当作“在者”用时，being可带上复数形态即beings，being表示形而上学最高概念“本在”时，它不能带复数，而且须大写为Being；而to be的动词形式（am/is/are）即“存在”。因此，本在、存在、和在者在英语to be分别用三种形态表示。而汉语是没有形态的语言，西语中由一个词的不同形态表示的意义，汉语用同一形式表示。“是”的判断义，即西语to be的动词（am/is/are）表示的“存在”意义；“是”的“准则”“常道”义，即西语不能带复数的动名词being表示的“本在”意义；而最令我们困惑的“是”的近指代词“这”“此”义，就是西方形而上学三个基本概念之一的“在者”意义，也就是可带复数的动名词beings表示的意义。西语to be这三位一体的关系与汉语这三位一体的对应关系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