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质的角度看，立法的内容要公正，即法治要有“良法”作保证。要使法律都能达到公正、科学的要求，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任何法律的制定都要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潮流、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2）各个法律部门的规定应当协调一致，不得出现相互冲突、抵触的现象；（3）各个法律的制定，要严格依照立法程序进行；（4）法律要公开，依照法定的方式予以公布；（5）禁止事后法。从目前我国立法的情况来看，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立法权比较分散，导致出现行业保护现象，例如，邮电部制定的《公众电信业务使用规则》第415条规定：“电报在传递、处理过程中，由于业务过错或其他原因，造成电报稽延或错误，致使电报失效的，邮电部门应负担业务上的责任，按规定退还全部报费。所有由于稽延或错误而引起的其他损失，邮电部门不负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就带有行业保护的性质，显失公平。有些地方性法规，带有地方保护主义的色采，严重阻碍了资本的自由流动，与市场经济的规律相矛盾，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二是有些法律部门的规定之间不协调，出现矛盾，例如，我国《民法通则》中已经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则仅限于物质性损失，精神性损失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三是司法解释和批复过多，且司法解释的程序不很严格，造成大量的内部规定、补充规定，缺乏公开性，也不利于人民群众监督执法。这些问题，都应当引起注意，并采取措施改变之。
三、具有高度公正意识的执法者队伍是法治的基本条件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是静止的社会规范，不能自动对社会关系起调节作用，只有当人们将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机器，运用其管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全部事务时，法律才能由静态变为动态。法治和人治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法，而在于是否用法律管理社会。在人治社会中也有法，封建社会是典型的人治社会，同样有法律存在，问题是在人治社会中，法律不具有普遍性，它只对被管理者适用，管理者则可以超然于法律之上，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只有到了法治社会，法律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威，当法律权威与个人权威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奉行法律至上原则。因此，如果说具有公正、完备的法律是实行法治的前提的话，那么具有高度公正意识的执法者队伍则是法治的基本条件。
在法治国家中，执法者队伍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行政执法人员；二是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司法工作人员；三是为全体社会公民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法律服务者集团。这三者对于法治国家的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缺一不可。只有加强依法行政的法律制度建设，使广大的公务员在日常公共事务管理中严格做到依法办事，做到执法如山，令必行、禁必止，才能使依法治国的原则通过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司法是整个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通过司法才能恢复被各种违法甚至犯罪行为所破坏的法律秩序，才能使行政执法者的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职业法律服务者集团的出现，可以使全体公民能够获得法律上的帮助，使他们不致于在纷繁复杂的法律社会中迷失方向。法律服务能否象医师一样成为一种职业，且这种职业的从业人员能否为全体社会公民提供全面、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标志之一。
不管是行政执法者，还是司法工作者或者法律服务者，是否具有高度公正的法律意识，则是他们能否承担起构建中国法治大厦任务的关键。如果说在二十年前中国的法治之路刚刚起步时，人们都为中国执法者队伍的业务水平而担忧的话，那么，在经过了二十年来的法制教育之后，执法者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则成为更为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执法者队伍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面前能否塑造并保持高度公正的法律意识则成为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法治道路上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设性意见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