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的另一方也寻求重建这个世界，但是目的是使它变得更为民主和平等。这就是世界左派。当共同追求这两个目标的左派坚定地团结到一起时，实现他们所希望的重大变革就非常具有可能性。但当前世界左派软弱、绝望。在斗争中我不知道结果会如何。
19世纪以来世界左派策略的失误何在呢？世界左派策略的中心是“两步走”：首先夺取政权，然后改造世界。这种策略把控制国家机器作为克服特权阶层深厚的经济和文化权力的惟一途径，作为保证新型制度得以建设和维持的惟一途径。社会变革的其他道路被看成空想。尽管两步走看起来是惟一实际的战略，但它现在失败了。这是因为，一旦实现了第一步－－－而且确实在许多国家实现了－－－新政权看来不能够实现第二步。这正是老左派幻灭的根源。长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某一政权如果没有如它所承诺的那样改变世界，那是因为领导者在某种意义上“背叛”和“出卖”了事业。但领导的背叛如同群众不觉悟的说法一样，没有说服力。这里根本的问题不是伦理的或心理的，而是结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内的国家拥有诸多权力，但它们并不是全能的。当权者不能够做到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他们仍然在台上。当权者实际上严重受限于各种制度，尤其是国家体系。这是一个结构性现实，任何一个执掌政权的社会主义取向的党也必须面对。
造成上述两步走策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左派的分析判断有三个偏好，正是这三个偏好将左派推往国家主义。
第一个偏好是认为同质好于异质，集权优于分权。这一点源于认为平等意味着同一这一错误假设。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思想家早已对平均和公平作了区分。但是对于急于求成的革命者而言，集权和同质化似乎是最简易最迅捷的道路。
第二个偏好实质上是相反的。既然偏爱单一化，那么其逻辑结果应当是创造一个单一的世界运动并倡导世界政府。但现实世界是一个多国家体系，其中国家有强有弱，这就使得社会主义运动把国家作为在世界体系中保卫集体利益的机制。弱势国家的弱势群体在反对边缘化和压迫的斗争中除国家外看不到其他武器，他们认为掌握了国家结构就可以掌握自己。
第三个偏好是，在对待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时，多数人都心照不宣地漏掉“博爱”；而自由主义中派还认为“自由”高于“平等”；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只有“自由”是关键，“平等”是对“自由”的威胁，应当彻底抛弃掉。世界左派，尤其是列宁主义一支，认为平等优于（政治）自由，这也是错误的答案。正确的答案是，自由与平等不可分离。在受制于不平等地位时人们不可能“自由”作出选择；而如果一个人没有其他人所享有的自由，他也就不是“平等”的。
四、世界左派的新策略
今天，世界左派处于困境。左派的错误、左派策略的失败，是左派所反对的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必然结果。左派昨天的失败和今日对这一失败的承认使左派有可能明天实现他们的目标。在新世纪上半叶，将有一种新型历史体系建立起来。那我们应当如何着手呢？我们首先能够做的事情是分析。左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前对世界的分析没有做好。在这里我可以提出以前一再提出过的几点建议。第一，要重视分析基础的选择。合适的分析基础是现代世界体系，这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二，要用长时段进行分析，区别历史体系的周期规律和长期趋势，找出其产生期、准规范运行期和整个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期。第三，要理解体系进程的复杂性。第四，要重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部的反体系运动和知识结构的制度性作用。第五，作上述分析的前提是，不要用那些我们主要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概念来满足今天的需要，来反映今天世界体系的地理文化。许多这样的范畴已经成为我们采取有效行动的巨大障碍。
但分析本身还不是行动。左派应当如何行动呢？行动要求组织，200年来世界左派认为组织意味着高度协作，认为一个单一的等级制结构是最有效的也可能是惟一有效的行动形式。但事实证明这一信念是错误的。世界左派的社会成分差别悬殊，各自面对的是大量的不同问题，产生自形形色色的文化背景。近年来美国左派口号“彩虹联盟”和法国左派词汇“复合左派”，便承认了左派的这种状况。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建立新型左派联盟的努力，这一思想的内核是完全正确的。只要人们组织到对他们有意义的形式当中，只要这些组织愿意沟通，形成有意义的联盟，那么我们的力量就增强了。这并不是议会政治。它能够在从地方到全球的各层次上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