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1世纪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研究发展趋势展望
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近代中国内债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本专题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但与此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和薄弱之处，只有克服了这些问题之后，近代中国内债史的研究才能更上一个层次。
首先，正如吴景平指出的，虽然绝大部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教材和作为断代史的中华民国史著作，以及相关时段的经济史、财政史、金融史教材和专著都涉及到内债问题，其中有些著作还做了专题性述评，但对近代中国内债问题作系统、专门的研究尚不多见。就整体性观照的成果而言，仅有千家驹主编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以近代中国内债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材和专著问世"[24]（p.175）。这与近代中国内债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作出辛勤劳动，使研究近代中国内债方面的专著早日面世。
其次，应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把近代内债放到当时的政治、经济、财政大背景下考察，避免就债论债的倾向。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偏重对近代中国历届政府所发债项、总额的考证，影响到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内债史往往要对许多债项进行梳理和统计，才能得出相关结论，这是必要的，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必须把近代内债放到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发展中去研究，通过对政治、经济的研究来判别内债的性质和作用，找出近代中国内债与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内债及社会主义类型的内债的不同特点。比如，近代中国内债在维护历届政府统治方面的财政支柱性作用、近代中国的内债以非生产性用途为主、近代中国内债在促进银行业畸形发展方面的作用、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内债大都债信不佳，等等。总之，只有联系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来研究近代中国内债，才能揭示出近代中国内债的运行机制，才能通过对内债的研究去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
第三，应拓宽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的领域，深化研究层面。内债史的研究范围不应仅限于发行条例所提到的方面，还需要注意研究对债款的实现有重要影响的其他因素。作为内债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应包括公开发行的公债库券，还应包括非公开发行的直接借款和以债券抵押借款；应搞清所论及债项的直接举借主体，把该时期经政府批准或授权的由各直属部门和各机构出面举借的各债项都考虑在内；要从债权方角度出发，研究金融业对待内债问题的态度；要通过研究起中介作用的团体和机构，来考察某一时期内债问题的特殊性，等等，从而拓宽内债问题研究领域[24]（p.187）。同时，还应关注内债关系的延续性和阶段性，把与债项各要件有区别但又密切相关的内债风潮和内债整理问题列入研究范围。如对北洋时期的1921年内债整理案和国民政府时期的三次公债整理（1932年公债整理案、1936年"统一公债案"、1943年省债整理案），需从整理的背景、整理的过程和对整理案的评价等各方面进行系统、细致的专题分析和研究。此外，还需要开展比较研究，如对近代中国内债前后各阶段进行纵向的异同比较，对同一阶段的内债和外债进行横向比较，还可以把同一阶段的中国内债与外国内债进行比较，以探寻近代中国内债运行的规律性。若从更广的视角考察，还应对下列问题引起关注：如北洋政府遗留未清偿的对内债务，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债政策究竟有何影响；历届政府所发行的各项债券的上市情况、某一债券的上市与日后行情等，是如何影响到现有其他债券行情，进而影响到以后发行的；公债库券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如何评价地方借款与中央借款的关系；金融业对政府借款与对工商业放款的比较；政府当局的内债政策与金融工商界有关主张的交互影响[24]（p.187），等等。在掌握史料和搞清事实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拓宽内债史的研究领域，有助于构建较为完整和科学的内债史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