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在充分利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对近代中国内债史的研究开展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在这一阶段的初期，论者仍或多或少地受传统观点的影响，较多地强调旧中国内债的破坏性和腐朽性，如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的国内公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权维护其反动统治的财政支柱之一"，"中国近代的国内公债作为一种历史陈迹还保留着它的丑恶形象"[19]（pp.58-63）。具体到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国内公债的评价，认为"国民党政府发行内债，并不像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是'被迫的'、'克制的'、'建设性'的借贷，而是直接用于内战、不遗余力对人民残酷的掠夺。"[20]（p.39）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也逐渐趋向比较客观和公允。如金普森、王国华在其连续发表的《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1年之内债》和《南京国民政府1933-1937年之内债》两篇文章中，一方面对国民政府战前十年的内债政策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的内债政策，从债务结构、债务信用、发行条件和债务用途的前后发展看，是有进步的，比较成功的"，"巨额内债的发行与流通对南京政府的生存、稳定、统一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稳定和统一，对于中国后来顺利地进入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是有积极意义的"；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其阶级局限性："内债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被用于内战、剿共的军费开支上，很少重视经济发展，这既有当时的实际困难，又是由南京政府的阶级本性决定的。"[21]（p.88）学者们在评价国民政府的战时公债政策时，能坚持辩证唯物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论，认为："战时国民政府财政极端困难，借公债筹款情有可原，内债也的确在抗战财政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应该指出，由于国民政府不能真正做到'有钱出钱'，反而是'有权者发财'，它的财政政策包括公债政策又是失败的。"[22]（p.87）对此，赵兴胜也认为，国民政府的战时募债活动在一定时间、一定限度内筹集了经费，支持了抗战。但由于公债政策运用上的非持续性、推销上的强制性、摊派的不公平性和偿还上的欺骗性，就总体而言，国民政府的战时公债政策是算不得成功的[23]。值得一提的是，吴景平在其最近发表的长篇论文《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对象刍议--以国民政府1927年至1937年为例》中，站在更高的角度提出了关于旧中国内债史研究对象问题的若干思考[24]，对学术界的影响较大。
这一时期的公债史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论文还有：王国华的《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内债研究》（杭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0年），单宝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公债》（《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张生、康勇的《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公债发行看上海资本家和国民党政权结合的原因》（《陋铭理论家》1990年第1期），周育民的《试论息借商款与昭信股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朱英的《晚清的"昭信股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邓宜红的《试析1935年以前中国银行对待政府内债态度之演变》（《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等等，不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