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转折年代，这个时代的变局不仅意味着中国政治社会建制处于由大一统王朝帝国、宗法家族制度向现代性政治社会制度转变，同时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也处于由儒家意识形态范式向现代性范式转变。这两种转变之中由于存在着“质”的变化，进而引发了两种危机：前一种转变所显现出的便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后一种便是道德和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近代中国，正是在这两大危机的互相激荡、冲击下蹒跚前行的。
按张灏的说法，中国近代意义危机凸现于1895年至1930年的“转型时代”，它包括道德取向、精神取向和文化认同三个层面的危机〔1〕。此前，中国儒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意识系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以仁为中心、以礼为规范基础的人生观，这一整套关于宇宙、自然、生命、人生的来源和意义构架维系着中国数千年士大夫甚至于一般民众的信仰和意识世界。在这一套系统中，人们只要按照儒家的那一套“修身”方式去做，人的生活就有意义，最终可以达到与“天”全面融合的完美境界〔2〕，“内圣外王”便是其明确的路线和目的。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武力的扩张、欧洲文化的刺激以及旧社会结构急遽变迁等多重冲击下，这一传统的意义世界发生了崩溃：在道德价值层面，以“礼”为基础的儒家规范伦理——三纲五常为核心——彻底被动摇并逐渐解体，而以“仁”为基础的儒家德性伦理——圣贤君子的人格理想和天下国家的社会理想是支柱——也完全被解纽；在文化取向层面，当近代中国被迫落入以西方霸权为主的国际社会中后，千年的“夷夏之辩”文化的自信与自尊完全被颠倒。不仅如此，近代国人还发现他们所必须虚心求教的“西学”正是源于侵略中国的西方国家；在精神取向上，在西方基督教与西学，特别是科学自然主义的冲击下，以天人合一为观念展开的，以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以及理、气、心、性等基本范畴构成的宇宙观被推翻。总之，在旧有的意义体系崩溃以后，中国人无论是上层士大夫还是普通民众在思想意识上都产生了巨大的混乱和茫然，陷入了严重而普遍的“精神迷失”的境地，如同一个人被抛置于一个陌生的广场上，不知出路在哪？出现了当代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所谓的“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3〕。这一历史情境可以说是中国自中古时代佛教传入中土后所未有过的。
二
如何解决这一意义危机呢？清末民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等知识分子纷纷走向佛学，使佛学研究一度盛行，从思想史的内在理路上来看这是对重构意义世界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康有为欲把“孔学”定为“国教”的企图也可看作是对意义危机做出的应对。当然，面对强势的“新式”西学，佛学、孔学这类“旧学”功夫是难以招架的。针对于此，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高举了“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希望以民主来重建社会政治秩序，以科学来克服意义危机，引导国人走出“广场恐怖症”。他们坚信，科学可以解决信仰问题，可以给转型时期的中国人在思想意识上提供可靠的指针，无论是人生观还是世界观。
相对其他文化而言，“科学”无疑是西学的一个核心特质。陈独秀独具匠心的高举“科学”的旗帜后，“科学”的信仰便在中国盛行。当然，这种对科学的信仰，是一种科学主义，它是从西方近代主要知识传统中产生出来的，“它把所有的实在都排放在一个自然秩序之内，而且认为只有科学方法才能理解这一秩序的所有方面，无论是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4〕。自启蒙时代到十九世纪末，整个欧洲知识界都弥漫着这种“科学万能论”态度，可以说，启蒙“祛魅”以后，“科学”已取代上帝成为伟大的、全能的而且是善的力量和象征，人们相信有了科学，人类就会在幸福的大道上向前奔驰。尽管到了十九世纪末，西方思想界已开始质疑“科学”，但是对科学持乐观主义的科学主义却从西方向世界扩散。显然，民国初年，当《新青年》和《科学》在中国宣扬科学时，中国人对科学是持乐观的科学主义态度，正如张君劢所说，当时国人对科学是“唯唯称是，莫敢有异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