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做为拥有较多经济资源而缺乏体制性的政治资源的一个群体，为了争取获得企业发展的政策空间，比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更需政治上的后援，因而政治接触成为他们政治参与的普遍和经常的形式。同样，各级政府官员对私营企业保持了高度的关注，视察、调研、成为一部分领导人的日常工作，对中国政治形成实质性的影响。勿庸置疑，在私营企业家与官员的政治接触中，也会发生越轨行为，使其演变成对公共利或其公民利益的侵害。如何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实现各社会阶级、阶层的平等参与，形成一个相对公平及正义的政治系统，成为中国政治结构再造的关键。
政治接触是公民解决个别政治问题，谋求个人或小部分人的利益而接触有关政府官员并影响之。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做为拥有较多经济资源而缺乏体制性的政治资源的一个群体，为了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制度性障碍，争取获得企业发展的政策空间，比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更需政治上的后援，因而政治接触成为他们政治参与的普遍和经常的形式，通过与各级政府与官员保持广泛的政治接触，创造适合企业发展的政治生态。在私营企业家与官员的政治接触中，时而也会发生越轨行为，使其演变成对公共利或其公民利益的侵害。同样，对于各级政府官员而言，私营企业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存在，也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存在，各级政府对私营企业保持了高度的关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察、调研、过问私营企业的情况，成为一部分领导人的日常工作。广泛的政治接触，影响、验证相关的政治决策，使政治接触有了更高层次的作用。
一、高层领导人与私营企业家的政治接触，在某些时刻影响中国政治过程
中国政治过程中政策示范与树立典型是一个重要的方法，任何政策的形成都是要经过几上几下反复验证，最终在全国推开，因此往往一个地方、一类企业的经验在特定的环境下可能成为影响全局决定的关键。如果我们把私营企业家对发展私营经济的强烈要求，看作对中国巨大政治系统的“输入”（input ），相关的领导人——中国政策的制定者制订政策，做出决定即“输出”（output）。从而使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行为、政治接触有较高的效能。
私营经济的发展已成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大势之一，上规模的私营企业是各级政府领导人常去的地方，知名的私营企业家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保持较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使私营企业家的要求较快地反映到中国政治系统的核心部分。如四川省的新希望集团，是各级领导特别是四川省领导常去的企业。据记载：1986年11月，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视察育新良种场，并题词“中国的经济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为良种场更名为希望集团预设了先机。1地方领导去希望集团的频率极高，仅2002年下半年起，四川省两任省委书记周永康、张学忠，省长张中伟、省委副书记刘鹏、省政协主席秦玉琴、成都市市长李春城等省级领导多次到该企业去视察、调查研究。
在中国私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地区浙江、广东，既是市场经济、私营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也是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出政策、出经验的地方，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常常光顾的地区。如江泽民同志于1991年10月和2000年5月10日，两次到温州视察私营企业，第二次有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省长柴松岳等人的陪同，到德力西集团、正泰集团、大虎打火机厂等知名私营企业视察。
作为最高级领导人的行动，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个人政治接触了，更具有政治符号的象征意义，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内容，他们的行动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私营企业的风信标。这种政治接触突破了所视察企业影响的狭隘范围，同时被视察的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本身符号化了，成为政治决策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江泽民同志第一次到温州，为党的十四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决策作了一个实践上的铺垫；2000年第二次到温州，为“三个代表”思想的全面阐述找到了成功的例证，特别为次年“七一讲话”中涉及的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等党内争论较大的问题的解决作了有力的佐证。固然党内仍有强硬的反对派，但是部分生机勃勃的私营企业，使反对派哑然。在这种政治情势之下，政府与私营企业家的政治接触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在中国建设立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成功的私营企业成为一张政治角逐的王牌。私营企业家对中国政治的参与能力及影响已超出他们主观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