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这一指责加之于胡塞尔显得有些强人所难。我们知道，现象学以贴近实事地描述实事为己任，它不可能在对一般符号进行现象学描述之前就“武断而又急迫地”给出定义。伊文思也认为，德里达在这样的提问中堕入他所批评的形而上学之中[36]。德里达对此似有所识，为了显示指责的正当性，他援引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提出来的“解释学循环”的观点，指出“前见”、“前理解”、“先领会”的不可避免：“为了在论争展开时理解‘符号’这个词，我们与本质、符号一般的基本功能和结构之间应该已经具有一种前理解(pré-compréhension)的关系。”[37]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还是“绕开”了这一重要问题。然而，胡塞尔留下了尾巴，德里达敏感地意识到这条尾巴的重要性。胡塞尔在对符号概念进行区分之前，不经意地对符号“武断地”下了一个断言：“Jedes Zeichen ist Zeichen fuer etwas”（“每个符号都是某种东西的符号”）[38]。德里达紧紧抓住这个断言并道出了自己的“领悟”和“猜测”：
“我们领悟到‘为某种东西存在’（fuer etwas）就是意指‘在某种东西的位置上存在’（……）……人们已经可以猜测——我们下面可能还要证实这一点——这个‘指示’（Zeigen）是表现指号和表述之间全部交错的根源和必然性的地方。”[39]（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解构主义的重要原理之一——充替原理——在此已经呼之欲出了。因为一方面我们领悟到：符号“为某物”[40]而存在，就是说符号“在某物的位置上”存在，这也意味着某物有被符号所取代、所接替的危险；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猜测到：在指号和表述相互交错的根源处，它们不仅彼此在对方身上增添了自身，而且作为符号它们也把自身增加到“某物”的上面。但德里达在这里并没有明确提出来，他要一步步把这一结论引申出来，直到《声音与现象》的最后一章，他才会向我们亮出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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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9年，页1。
[2] 参见：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9。
[3]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2。
[4]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3。（有改动）
[5]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3。（有改动）
[6]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4。
[7] 参见：胡塞尔：《笛卡儿的沉思——现象学导论》（以下简称《笛卡儿的沉思》），张宪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台湾，页170。
[8]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9。
[9]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10。
[10]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26页。
[11]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7－28页。
[12]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3页。
[13]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6页。
[14] 这里从倪梁康先生在《逻辑研究》中的译法。另外，为了把“意义”这一外延最广的词留出来作泛指，我建议把胡塞尔的“Sinn”译为“涵义”。
[15] 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4页。
[16]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5页。
[17]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9年，第21页。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继续沿用这个译法（参见：《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8]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第21－22页。中译文略有改动。
[19] 有些学者，如D. Smith和R. McIntyre以及挪威哲学家D. Fllesdal甚至将胡塞尔的“意向相关项”（Noema）直接等同于弗雷格的含义（Sinn）（参见：陈立胜：《自我与世界——以问题为中心的现象学运动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20] 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