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不同文化中的性格差异
由于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发展水准等诸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文化圈中，时间的文化性格呈现出多元差异性。例如在西方，时间价值观首先是一种行动观点，其目的就是要确定地指出一种分析的道路，而这种分析的纲领性目的往往要通过活动及其结果来展开。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以至爱因斯坦，西方时间文化的主要传统是以分析--行动为特征的。在理性主义和科学思想的各种发展道路上，作为世界创造者的人是作为时间主人和运用者的人。故这样的时间文化的核心是人们如何运用时间，而不是如何被时间所运用，是如何用时间来实现某种目的，而不是通过时间性来考虑各种行为与成就的重要意义。理性主义及实证论的时间观念逐渐造成了西方文化中历史地形成的文化心理与理性原则交织的时间氛围。而东方的历史文化结构则造成了与西方迥异的时间文化上的独特取向。在东方各民族中，时间是历史的主人，是产生亚非三大宗教以及各种哲学的与神秘的传统的根本条件。一般地讲，东方文化有一种时间崇拜，因而在整体上难以是分析的与目的性的。时间象一个永恒的神。“拥有时间”成为真正的神的根本条件。人是受时间规定和支配的。他的存在以及他对自己在世界中存在的理解，都是以一种综合的、有时是迂回的方式贯穿于时间之中的。这种富有历史传统色彩的文化时间观差异，可以推及东西方文化的许多方面和层面。
同时，由于历史传统、文化发展程度与发展模式不同，不同的文化在若干领域与层面上，其时间认知与时间态度亦互有差异，各具个性特色，并围绕文化在时间的选择与组织、导向与风格、规范与准则、氛围与节秦、行为与心态等方面构造性地展开。例如，不同文化对一般意义的符号时间即钟表时间的切分便差异颇大。这很容易从诸如传统节庆、生活节律、活动时间模式等领域直接地观察到，而且其中某些内容甚至成为根深蒂固的文化约定：春节与圣诞节迥然不同的时间意义；中国人笃信二十四节气，西方人却未曾加以理会；国庆日对国家意义的文化而言更是十分独特的。人们的经济与文化活动在性质、方式、面貌上的差距所造就的时间节奏和模态，亦常大相径庭。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圈中形成的时间文化现象，比之发展滞后的文化圈中的相关内容来说，其“时间跨越”性往往使人恍如隔世。因而当一个人脱离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突然被抛到一个陌生的异质文化中时，便要发生所谓的“文化震荡”了，而文化的震荡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时间的震荡。总之对每个人和每个社会来说，除了服从时间在终极意义上的最高霸权和决定作用之外，还不得不服从时间赋予他们的文化差异。
各具特色的时间观念与时间现象
由于文化的整合作用，文化的时间价值观与时间现象具有一种深刻的同质性和统一性。但文化内部的各组成部分与层面在认识对象和目的、活动性质和方式，以及主体心理上的差异，必然在时间规范、时间切分、时间调节、时间制度上反映出各自的特色来。在自然科学领域，时间探索及度规追求的是客观时间的科学性、精确性、系统性和规律性。在哲学领域，虽然想象力通过空间表象来间接界定时间，但关于时间的形而上的思维归根到底是一个盲概念，它或者是神的形式、事物的形式，或者是自我意识的内直观与内形式。在经济领域，时间的实效性和经济价值是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在社会政治领域，时间则与社会历史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周期性和规律性相联系。在艺术审美领域，艺术作品的时间形式赋予复杂多样的社会人生以独特的审美价值与意义。在宗教领域，时间被人们变态地、扭曲地、虚幻地思考着、把握着。时间制度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对此人们几乎难以获得一个以准确的统计结果为基础的结论。例如在日常公众生活、经济生活或文化娱乐生活中，为了使参与主体的活动规范化、秩序化、协调化，时间在特定的活动领域被有目的地切分组织成为形形色色的时间制度或制度化的时间习俗，这可以说是时间在文化内部的多维性的典型的说明。此外，纷繁多样的亚文化群与个体，也总是通过其富有个性的活动及其所处的特定的文化环境条件，形成自身具有多方面含义的时间观念、时间行为习惯的。我们生活在现在，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生活在比较近的未来。由于不同的时间期待和时间态度，这“比较近的未来”在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中是含义很悬殊的。这种与制度化的时间节律模式有别的时间文化现象，无疑较制度性时间更为复杂而且也更隐秘得多，难于把握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