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小商小贩的东西即使便宜我们也不敢买,而情愿多花一点钱去大商场。在大商场买了假货,你可以去找他,而小商小贩,隔天就可能再也找不着了。如果用阿克塞罗德模型的逻辑来分析就是,大百货商店因为没法跑,所以它与顾客之间的博弈链就很长,而小商小贩能够卖了就跑,所以他与顾客之间的博弈链就很短。因此,大商场要想把生意做下去就必须保持信誉,而小商小贩就没有这种顾虑。
阿克塞罗德的工作证明了,当博弈链加长时,参加博弈的人互相采取合作策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理论是对奥尔森搭便车理论的一个补充。他告诉我们,要想让一个人能积极加入一个集体行动而不搭便车的话,就必须让这个人知道,他是否参加由某个团体发起的集体行动这一决策仅仅是他与这个团体之间难以割断的关系的一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生在参加集体行动这一问题上有时会有很大的动员潜力的原因。在中国大学中,6 - 8 个学生同住一个宿舍,一住就是4 年,这就意味着这些学生是处在一个博弈链很长的阿克塞罗德游戏中,在这种情况下,相互合作就成了他们的最优策略。因此,笔者在研究中国当代的学生运动时发现,如果大多数学生认为参与某一集体行动是正义的,就会给不想参加的学生形成很大的压力,为了不致被孤立,许多人身不由己地卷入进去(Zhao ,1998) 。
囚徒博弈模型预测,囚徒在被逮捕后一般会出卖对方,但在实际生活中许多囚徒被捕后并不出卖同伙。他们互不出卖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囚徒A 如果出卖了囚徒B ,他就有可能遭到囚徒B出狱后或其在狱外同伙的报复。换句话说,囚徒A 和囚徒B 都知道他们之间的博弈可能不是一次性的。为此,在美国,政府专门设有一个证人保护项目(witness reallocation program) ,那就是当政府需要某人为一个重要罪犯在法庭上做关键证词时,如果罪犯的势力很大,证人有顾虑,那么,作为回报,政府不但会对该证人的罪行不予起诉,而且会给他钱,把他的身份、名字等等全部改掉,然后把他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在那儿过着舒适的生活。当然,美国的犯罪集团也会想方设法找到这个证人,并把他处死。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电影《线拴上的鸟》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作为对垒的双方,政府一心想把囚徒博弈的博弈链一刀两断,让罪犯放心大胆地去背叛他的同伴;而犯罪集团则想把囚徒博弈的博弈链拼命拉长,让被捕的罪犯知道背叛同伴是没有好下场的。政府和犯罪集团之间孰输孰嬴就看他们的权力和所控制的资源的多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搭便车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权力问题,解决搭便车困境的真谛在权力上。搭便车困境之所以成为社会运动和革命难以克服的难题,就是因为与当权者相比,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组织者手中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实在有限。
如上述,在阿克塞罗德的2 人m 次博弈模型中,博弈链的加长会大大提高博弈双方合作的机会。但是,如果参加博弈的人数大大增加,情况就不同了。一个群体中的个体数超过一定规模之后,人与人之间进行直接监督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小,也就是说,即使博弈链(m) 很长,参加博弈的个体之间互相合作的可能性也不大。阿克塞罗德的模型只能解释小规模合作行为形成的可能性,比如说,能够解释采集社会和部落社会的形成,但不能解释国家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克塞罗德的理论仅仅是对奥尔森理论的一个补充,它们彼此并不冲突。
注释：
注1：这就是为什么梯利在早期的著作中经常用经济学上的无差异曲线来分析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各种现象的原因(Tilly ,1978)
注2：奥尔森本人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也没有清楚地说明他的理论仅仅是一个形式理论。读他的书,你会觉得是在读一个形式理论的推导过程,但他在写法上往往会给人以他是在研究一个经验性问题的感觉。这可能是导致后来学者把他的理论当作经验理论来批判的原因之一。
注3：有些人误把分类当作理论。的确,在自然科学中,一个有效的分类系统(如门捷列夫对化学元素的分类以及生物学中对物种的分类) 不但有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支持,而且抓住了一类重要现象的内在本质,因此常常是一个理论甚至是一个学科的基础。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社会科学中,即使是比较成功的分类概念,如阶级、民族、性别,等等,也达不到自然科学的分类标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社会科学家在方法素养上的缺陷,以及社会科学家头脑中意识形态的干扰,都会导致社会科学家提出许多既没有理论和经验支持,也未能抓住事物关键本质的分类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学中以太式的新概念和分类系统,以及建立在这些概念和分类系统上的理论源源不断地推出,但学科本身的发展却如牛步喘行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