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指出其他社会机制,特别是一些能抵消搭便车困境影响的社会机制,在形成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作用。如马威尔和奥立弗就指出,在集体行动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个临界点机制(threshold) ,即当加入某一集体行动的人越多时,人们对加入此行动的顾虑越小,而不加入这一行动所需承受的压力则越大。因此,一旦越过这个临界点,奥尔森的公共物品困境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为此, 他们提出了关键群体( critical mass) 理论(Marwell & Oliver , 1993) 。费尔曼和甘姆森( Fireman & Gamson ,1979 :8 - 44) 则进一步把选择性激励区分为外在选择性激励和内在选择性激励。他们把奥尔森理论中的那些以组织大小、结构和权利分配为前提的选择性激励称为外在选择性激励,而把人们内心存在的团结感和忠诚感称为内在选择性激励。他们认为,奥尔森的理论过分强调外在选择性激励的重要性,从而忽视了认同感、团结感和忠诚感等内在选择性激励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他们指出,人们一旦有了团结感和忠诚感,不但不会为自己的得失而斤斤计较,而且做出的牺牲越大,社会运动目标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就越大,目标实现后给他们带来的喜悦也就越大。因此,内在选择性激励也是解决搭便车困境的途径之一。
对奥尔森理论的批判的第三个方面来自经验事实。美国政治学学会前主席奥斯特洛姆所著的《公共物品管理》可算是一部比较经典的著作(Ostrom ,1990) 。我们知道,传统社会中许多土地,特别是山地是公有的。人们在这些土地上放羊、砍柴或进行其他维持生计的活动。奥斯特洛姆推理说,按照奥尔森的逻辑,人们很可能会滥用这些公共土地上的资源,但他对世界上各类传统社会进行了研究后发现,滥用公共资源的现象并不普遍。在那些社会中,如果家里要烧柴,人们都知道什么季节能砍柴什么季节不能砍,并且人们一般也不会多砍,够用就行了,大家都非常遵守规则。这是为什么呢? 奥斯特洛姆发现,传统社会对于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有许多惩罚手段。比如,在春天,还没有到砍柴季节就有人去砍柴的话,村里的人就会把这些人的行为看作是中邪了,甚至把这些人看作是巫婆而赶出村子。从这些发现出发,奥斯特洛姆对奥尔森的理论进行了批判。
我们应当怎么评价对奥尔森理论的这些批判呢? 我想指出的是,以上三类批判,除第一类外,后面两类批判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奥尔森的理论不是一个经验理论,而是一个形式理论。（注2）奥尔森对人的行为作了理性选择的假设,并且在众多的社会结构中排除了其他结构因素的影响而仅仅选择了群体大小这一基本维度。奥尔森想知道的是,当这一群理性的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想获得某一公共物品时,他们的行为是如何受到群体大小这一因素的影响的。他的结论是,当群体越大时,这群人中的每一个人就越有可能想让人家为获取公共物品奋斗而自己则坐享其成,结果就造成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这种建模和推理方法是典型的形式模型方法。
我们知道,对一个理论的批判一般可以从四个角度入手:一是指出该理论在推导结论时所遵循的逻辑有误;二是指出该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假设或者有误或者很不重要;三是指出经验现象与该理论的结论不符;四是提出比该理论能更好地解释某一经验现象的其他理论。在实际操作中,对一个经验理论的批判往往会集中在第三、四点上。在美国,只要是在比较好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明显的逻辑错误一般很少见。因为经验理论较少强调前提假设,因此也很少有人会从假设条件出发来批判一个经验理论。但是对于一个形式理论的批判和评价,我们却只能集中在前两点上。从经验或其他逻辑和社会机制出发来批判形式理论是驳不倒这些理论的。奥斯特洛姆对奥尔森理论的批判就是从经验出发的。奥斯特洛姆的工作实际上是支持而不是否定了奥尔森的理论,因为她的工作通篇都是讲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一般不会做出违反传统的事情(即当一个搭便车者) ,因为传统社会中存在着许多社会和组织力量(选择性激励) ,迫使人们遵守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