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森在他的书中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搭便车困境的途径。其基本思路是,集体行动所追求的目标是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所提供的只是一种集体性激励(collective incentive) ,既然集体性激励不足以让一个理性的人为了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 那么选择性激励( selective incentive) 就很有必要。所谓选择性激励就是,如果你不参加某一集体行动就不能得到或将失去东西。奥尔森所提出的选择性激励有三种。
其一可概括为“小组织原理”。当一个组织或社会网络的成员较少时,其中某一成员是否加入对集体行动的成败会有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组织或社会网络的成员不多,大家对某个成员是否参加了某一行动心里都很清楚。如果一个成员没有参加该集体行动,那么他就不能获得该组织或网络向那些积极参加组织活动的人提供的种种奖励,甚至会在该组织中被边缘化。
其二可称为“组织结构原理”。该原理的核心思想是,一个组织如果很大,那就必须分层;就像党组织一样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委到总支再到支部,一层层地分,到最后的支部一级,成员数量就很有限了。这样,在每个基层组织中,成员就能相互监督,是否参加集体行动与个人利益也能较好地挂钩。这实际上是回到了前面的“小组织原理”。
第三可概括为“不平等原理”。简单地说就是,组织内部在权力、利益、贡献和分配上都不能搞平均主义。这样,一个人在组织中所获的权力和荣誉就有可能成为促使其为组织多做贡献的选择性激励机制。一个人如果能够独立为某组织取得某一公共物品提供一笔关键的资金并从中获取荣誉,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独自为某一事业做出贡献。中国大学中随处可见的邵逸夫楼、李嘉诚基金、光华学院等等就是例子。
奥尔森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他的三个解决搭便车困境的方法实际上都是从组织角度入手的。奥尔森告诉我们,如果要获取公共物品的话,我们必须有组织并且必须使该组织中有些成员享有更大的权力和荣誉;特别是,当组织规模很大时,该组织内部还必须分层分工,以使组织内部的每个分支结构都符合小组织原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搭便车理论就是一种组织理论。奥尔森的这些解决搭便车困境的方法背后有着很强的精英政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理论印证了米歇尔在《政党》(Michels ,1962) 一书中的观点,即大型组织一般会形成复杂的结构以及根据地位高低和利益多寡而划分的等级,只不过奥尔森更强调这种精英组织的合理性,认为只有这种形式的精英组织才能解决搭便车困境。
奥尔森的理论一经发表,立刻在许多研究领域造成很大的轰动。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造成这轰动的背后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奥尔森的理论假设了人是理性的动物,新一代带有左派倾向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者如获至宝,把它作为理论武器,用来批判强调非理性和情感因素的传统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注1） 其二是奥尔森的理论实际上强调了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重要性。新一代学者正好用作批判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及其他社会崩溃论(the breakdown theory) 的武器。但是与此同时,奥尔森的理论也遭到了各方的批判。
二、对搭便车理论的评论
反对奥尔森理论的人一般都从这样一个直观事实开始,即,如果奥尔森是对的,那么,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既看不到社会运动也看不到各种为获取公共物品而发起的集体行动。然而事实是,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以及人们为获取各种公共物品而做的努力所在皆是。在这些直观常识的推动下,人们对搭便车理论进行了各种批判和修正。此类文章和书籍多如牛毛,但基本上是从以下三个角度入手的——任何形式的批判差不多都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在奥尔森理论的种种假设上做文章,指出有些假设是有误的。比如,奥尔森的导致搭便车现象的四个机制中,有一个是“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在获取公共物品后能从中取得的好处将会减少”。对于这一机制,马威尔和奥立弗(Marwell & Oliver ,1993) 就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有两种公共物品。第一种公共物品,如公路、公共图书馆、公园等,在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它们的好处的确会减少。不难想见,如果一条公路被车堵得寸步难行,开车甚至会比走路都慢。他们把这类公共物品称为“零和型公共物品”。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非零和型公共物品”。顾名思义,所谓“非零和型公共物品”就是当享用这些公共物品的人数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体从中能获取的好处并不会减少。和平、民主、法制就是这样的公共物品。比如和平,我们并不会因为有更多的人享受和平就觉得和平的好处减少了。马威尔和奥立弗认为,对于非零和型公共物品,人们团结起来去争取其实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