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渐进决策产生的背景和必然性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决策是在改革初始条件下的一下历史存在，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固而有着相当积极的历史意义。改革之初，没有任何经验可以照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循序渐进，在逐步改革的过程中加以修改和完善，另外我国经济改革也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也决定了渐进决策产生的必然。中国改革的特殊性在于：
第一、它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转型。
第二、它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或基本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第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在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中逐步确立的，新体制的建立是通过不断试验逐步形成的。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它是市场化和现代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简而言之，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
中国经济改革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必然要在改革中寻求传统与现代、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公有与非公有、国有与非国有的结合，归根结底，要在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之间寻求平衡和协调，在稳定与发展中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二、 渐进决策的基础及特点
既然选择渐进决策为中国改革的指引模式也就应全面了解这一决策，中国渐进式改革决策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目标不是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因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保持了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并在基础上逐步政治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一）先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农村起步，再逐步向城市推进。中国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比较薄弱的农村拉开序幕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1979年在安徽、四川的试点和逐步扩大，演变为1982－1983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截止1984年底，全国有1.8亿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农产品生产快速增长，农民收入显著增加，使中国能够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为整个改革创造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市场环境，对城市改革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1984年，改革在城市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上展开。城市改革并非像农村改革那样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就经历了扩大自主权、两步利改税、全面实行承包制、转换机制等政策调整，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这种先易后难，从薄弱环节突破，再“啃硬骨头”的做法，有利于积累经验和锻炼干部，有利于社会稳定，避免改革走大的弯路。
（二）先在一段时期内实行价格“双轨制”，逐步并轨后实行市场价格。中国的价格改革采取了“调放结合、先调后放、逐步放开”的方式，经历了一个由“双轨”到“单轨”的过程。1978年以前，中国的商品和劳务价格几乎全部由政府决定。1979年，国务院对粮食收购实行了超定额收购加价政策，对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也相应提高了收购价格。1980年又提高了8种副食品零售价格。从1981年起，在调整部分工业品价格的同时，政府开始在局部的经济增量范围内引入市场价格机制。1985年开始，价格改革已基本转向价格放开。例如，钢材等生产资料超计划产品价格全部放开；放开生猪与蔬菜价格；粮、棉等主要农产品改统购为合同定购。由此形成了计划内价格与计划外价格并行的“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价格的调节范围迅速扩大，1992年下半年，原国家物价局通过修订和颁布新的《价格管理目录》，大范围地解除了价格管制。中央直接管制的商品，由737种减为89种。1993年，又进一步放开了成品油、绝大部分钢材、煤炭、水泥的出厂价格，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放开了粮食和食用油的价格。至此，中国的价格改革由“双轨制”进入并轨后的市场价格体制。目前，市场调节价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达90％以上，在生产资料销售收入总额和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占80％左右。这表明在实物商品价格领域，市场价格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