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在经济全球化劳动力价格向下竞争的原因，也有企业利润和工资之间分配结构不合理的因素，还有在企业内部工资分配中，管理人员和普通劳动者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有分析指出，我国企业内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已是普通劳动者的10倍以上，有的甚至达几十倍，大大高于一些国外企业3至4倍的平均差距水平。这就揭示了企业内劳动关系的不平衡,是造成占我国工薪阶层主体的企业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低、消费不足的原因所在。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资的增长机制主要靠政府行为实现，然而目前我国的工资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已截然不同。现在，政府公务员及其他财政支付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国家财政支出或政策手段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工资增长机制。但由于在向市场经济演变过程中劳动关系结构的失衡，在企业内的产业工人的工资增产机制却并未形成，需要通过劳动关系双方的博弈和协调才能加以解决。
有不少有识之士呼吁，要彻底治理乱收费，就必须全面取消一切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全方位的费改税。很多人认为，这是改革的必然选择。但是，除了农村费改税实行了之外，其它方面的费改税进展甚微，费改税成了遥不可及的未来式。
为什么费改税这样利国利民的好事却迟迟不能形成共识，更难于付俱实施？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四个方面：一是大量的收费部门和既得利益阶层成为改革的阻力。二是担心国家财力有限，无法满足各行政事业单位运转的需要。三是担心费改税会引发一些新的矛盾，特别是富余人员的安置问题难于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四是尚无一个比较完善的费改税的理论体系和可行的操作方法。
因此，对费改税持反对意见的也有，有的认为，要优化政务环境，可以通过加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加强对乱收费的治理力度，通过撤销乡镇，撤销市级，减少行政层级，通过加强法治，减少人治，通过加强监督，推行民主都可以达到优化政务的目的，没有必要劳心费力搞费改税。
有的认为，费改税是伤筋动骨的大改革，是国家重大的利益格局调整，国家有能力保证公职人员的工资发放吗？国家有能力维持公共事务的运转吗？税务机关能够单独担负起为国家筹集财政资金的重任吗？费改税以后，将会有大量的收费干部失业，国家面对这批人怎么办？国家的每一笔收费都有它的专项用途，今后这些事业会有专项经费保证吗？
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问题。
1、撤市撤乡镇不如撤销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
有一种说法:东部的乡镇财政有实力应该保存,西部的乡镇欠债较多,应该撤消。这是没有起码政治常识的谬论,假若要按有没有钱来设立行政组织,那象西藏自治区那样的政府就不应该存在!贫穷的国家也就应该撤消。
乡镇是国家在农村的管理机关,也是国家对农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应该对农民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越是贫穷地区的农民，越应该得到免费的公共服务，以使这里的农民安居乐业，尽快脱贫致富，而不是取消这种公共服务。这就不是乡镇机构的撤与留的问题，更不能有收入就保留，没有收入就撤销。
市级机构保留与否应看国家治理需要。撤与留不是关键，关键是不能让它成为经济发展的一道关卡和阻力，不能让官员们有索拿卡要的机会。
如果管理者为自身利益而管理，到处索拿卡要的制度环境不改变，撤消哪一级都是无济于事的。
2、费改税的推行，有利于营造内外资统一的公平竞争环境。
我国目前内外资待遇不一的税费制度是极不合理的，内资和外资是在极不公平的条件下竞争，各种收费对外资是网开一面的，税收对外资也是十分优惠的，所得税和增值税，内外资税负都不一致。这种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改革开放初期或许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的经济环境不规范，不对外资实行特别的保护，外资不敢放心进来。但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吸引外资的首选地，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经是全球最高的一类。这种时候，公平竞争就显得尤其重要。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一是不符合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二是严重影响内资企业利润的提高和国内企业规模的壮大。三是严重影响内资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积累，对内资企业长远发展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四是使本国企业在世界竞争中难于得到外国公正的对待。非歧视原则是世贸组织规定的原则，但要想别人不歧视，首先就是自己不能歧视自己。五是影响内资的投资热情，而内资的广泛参与又恰恰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减少对外资依赖、自主发展的必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