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不足与产能过剩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的突出矛盾之一，而内需不足的主要表现是消费与投资和外贸关系的比例失调。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统计数据，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消费33.3%、投资48.8%、进出口17.9%。很显然，这样的结构比例是不合理的。而历史数据则表明，我国GDP消费率最高年份是1981年，为67.5%，但此后的20多年里后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就非常重视积累（当时外贸所占比重较少）与消费的关系问题，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薄一波同志根据“一五”时期的经验提出了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的数量界限：“在正常情况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它既可以保证我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又可以保证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据此，我国在“一五”期间的积累占国民收入比例大致在23%左右，在国民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明显的提高。直到1958年的大跃进，积累达到40%以上，才将这一比例的平衡破坏。从改革开放以来，GDP消费率从1981年67.5%降到现今的33.3%，可见消费的萎缩程度已经相当严重。据央行3月中旬的最新调查显示，居民消费意愿还在明显下滑，同比下降3.8%，再创新低。即使以国内市场消费率来分析，按国家财政部企业司官员周来振的说法，“近年来我国国内市场消费率不断下降，目前约为45%左右。” 1993年至2003年，我国国内市场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2004年为54.3%，2005年进一步下降到45%。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左右，这一数字比世界平均消费率竟低了30多个百分点。
随着消费率的不断下降，居民个人储蓄存款却不断创新高，据央行的最新统计，今年2月底已经突破15万亿元。大多数经济分析认为，相对于我国13亿人口来说，人均拥有存款超过了1万元，消费潜力巨大，但由于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消费预期过大，居民手持存款不敢消费。但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在这15万亿居民储蓄存款当中，绝大多数来自于聚集了大量财富的少数人，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已经达到0.447，这表明，不断递增的财富并没有平均分配到每一位居民手中。而恰恰在我国近几年的经济生活中又出现了某些富人经济的特征，即投资过剩（如房地产的炒作），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富人将收入和储蓄转化为再投资造成的。即使政府采取某些金融政策，挤压储蓄存款，很可能带来的仍然是提升房地产和证券的投资热度，而不是最终消费的旺盛。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探讨的就是温家宝总理曾提到的“穷人经济学”问题，即如何提高收入水平低的社会群体消费能力问题。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信息，我国工资占GDP的比例，由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也就是说工薪阶层的劳动收入没有跟随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同步提高，而且进一步拉大了两者之间的比例差距。
二 实际上大多数研究已认识到，收入增长过缓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将造成消费与投资及外贸之间的结构失衡。一些对策性研究认为，为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政府应加大二次分配和社会保障的力度，使居民有敢于消费的安全感。有观点认为应当通过政府对公务员等的加薪带动工薪阶层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强化居民的消费能力。还有分析指出，国家应当采取有关政策，鼓励企业调整投资与分配之间的关系，使企业利润转化为其成员的消费能力。应当说这些对策都能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起到积极作用，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企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过低才是影响到大多数人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第二、第三产业的各类企业职工有近3亿人，包括他们赡养的家属涉及居民数达5亿人之多，其中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已成为农村人口消费的主要来源之一。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4年全国城镇工薪收入者（含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的年均收入为16024元，但全国总工会对企业职工的调查却显示，同年企业普通职工的年均收入只是10913元，农民工的年均收入仅为6468元。可见，企业普通职工尤其是农民工收入过低是收入增长过缓的主要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