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关键变量，既发挥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政府也对转轨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消极的影响。这种“双刃剑”现象，可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诺斯悖论”在我国的另一种表述，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而我国体制背景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使这一悖论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这一悖论入手，可以为理解中国体制转轨提供了一个系统独特的理论视角，能够使我们深刻地把握我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中的内在本质和总体趋势。
一、政府权力运作是我国体制转轨时期的一个独特的问题
1、垄断性政府权力的演变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一条主线
影响中国转轨的因素是复杂的，但我们总可以“从转型这一复杂的现实中挑选出关键的因素，并在一个可处理的框架中分析这些特征的相互作用” 。(本人认为，垄断性政府权力的演变是影响转轨进程的一个独特而关键的因素。首先，从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政府权力的逐步退出和有限退出，有学者称之为“松绑式”改革。(这种“松绑式”改革的主线就是垄断性政府权力的演变。应该说，在体制转轨时期，政府权力的运作及其改变是其灵魂。之所以这样讲，并非完全是因为政府权力的决定地位，首要的原因是在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权力规则几乎覆盖了所有的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体制改革的环节中一旦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退却和放松管制，其他社会成员就有能力通过自发地制度创新来捕捉潜在的获利机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正是政府权力的逐步退出和放松制度管制，使得改革在一开始在保持经济体制平稳过渡的同时，迅速形成一种双轨制并存的局面，它不仅完成了价格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内容，而且迅速建立起一块市场经济体制。而如果政府试图获得先动优势，通过行政手段强行介入和占有这些机会，就可能伤害和压抑自发的民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伤害民众的利益和权利。从这一角度来讲，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会持续如此长的时间，正是因为政府不会自愿放弃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转轨不同阶段的政府权力在“退出”与“介入”之间的摇摆，使得在经济层面就表现出一种悖论现象。其次，从我国当前所处的制度环境中来看，政府权力“量”上的退出并不意味着“质”上的改变。第一，在生产过程中，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数量上有大幅度下降，但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经济未来的基本态势和走向。第二，从分配过程来看，政府权力的分配决定着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的基本格局和运动方向。第三，从经济体制来说，权力结构决定着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速度、力度和方向以及经济体制的基本结构和作用规律。第四，正是由于权力的作用，形成了中国产业结构纵向上的僵化和横向上的分割，出现畸形经济和诸侯经济。第五，从经济发展来看，权力构成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中隐性的但往往起最后作用的要素。无论是资本要素、劳动要素还是技术要素，都没有权力要素那样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如此决定性的、最后力量的角色。
2、从传统的市场失灵来研究体制转轨中的政府作用具有局限性
把政府行为置身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框架内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目前已有众多文献对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进行了探讨，但问题在于许多经济理论在分析市场与政府关系时总是泛泛地从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与政府的一般性结论出发，去论证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把市场失灵作为政府调节经济运行的原因。这种认识，对于考察发达国家的市场运行是正确的，但却不适合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中国的体制目标是市场经济，但现在还没有建成市场经济，而是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阶段。所以，我们应该撇开从市场经济的标准模式中的政府出发来展开分析的通常思维模式，从中国特定的“过渡”阶段的现实出发来展开分析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