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胜和腹焞的人格当然无可非议，但既身为学派领袖，便应知自己举止呼吸均关乎学派兴亡，岂能罔顾全局，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可能后果不加考虑。虽能成全一己之义，但所失者大，终是欠缺智慧的行为。较之首任巨子墨子那些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表现，较之孔子对子贡赎奴而不受谢的叹息，较之庄子的泥龟自全之道，相去何啻千里。
其次便是巨子的职位可以继任，权威却不得不有赖于养成。当具有崇高威望的领袖一旦过世，新的巨子是否能根据时势变化，发挥墨学精髓，使学派获得新的发展途径，从而在扬弃过程中树立起自己的权威至关重要。如果墨守成规，僵化而不知变通，学派的凝聚力必然迅速消散。田襄子继三任巨子位后，已出现了"不听巨子"的情况；《庄子﹒天下》篇中有"别墨"的提法；《韩非子﹒显学》指出"墨离为三"；《吕氏春秋﹒去宥》中则有秦之墨者中伤东方墨者的记载，种种现象表明，后任巨子已越来越无法承担学派精神核心甚至权力核心的重任。不过，平心而论，在墨家绝对严格的垂直管理体系下，要培养出来的接班人高举旗帜可以，但谈到要在理论上有突破创新的胆略，能开辟新境界，也确乎是勉为其难。
三、缺失勤于实践的行动勇气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墨学是一种注重行动的学派，墨子曾经告诫弟子："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又言："言不信者行不果……不足为友"，十分强调言行一致。墨子本人人格高尚，奔走天下，席不暇暖，过着近似古印度苦行僧般的生活，其学派成员亦轻于生死，清规戒律之严格均为其他学派难以望项背。可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处于不发达状态时，仓廪未实，民用不足，百姓必将精神方面的需求置于对物质的追求之下。若将对少数人的修行要求施之于群体，往往会导致水清无鱼式的暴政，最终为百姓所疏远，如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统治一样。墨学理想高远，但并没有进行过类似于道学推出神仙学说、佛学推出顿悟学说般平民化的改造，又没有儒、法两家似的官方支持，以致日后遭受类似独尊儒术式的重大打击后就始终无法再形成适宜生长的阶级土壤，这使墨学很难在后世的民众层面上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墨学固然吸引了当时的部分社会精英，但由于其日常生活非常清苦严苛，个人为组织牺牲极大，为常人难于接受。墨学在其盛时孟子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而没有说天下之士，不归杨，即归墨。反过来看，就是说墨学虽然声势庞大，子墨子之言大家引用频繁，但真正照着去做的可能没几个。事实上如果墨者真地都能言行合一，恐怕也不在乎几句无君无父的谩骂。
从墨学对历史的影响看，学术界向有儒墨合流说，认为墨学在理论上最后被儒家借鉴、消化；还有认为后期墨家坠入名家的辩驳陷阱，无力兼顾政治诉求；还有认为墨家有一部分弟子偏向研究实务（墨子本来有是木匠出身的传说），逐渐和方士同流，归于虚无飘渺，和民众疏离，丧失了早期墨学积极投身民生疾苦的悯世情怀等。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此均可视为墨学的右倾。而另一方面，"孔之徒曰儒，墨之徒曰侠。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牺牲精神在流传中不断走样，最后在民间催生出急公好义，好勇斗狠的游侠群体。其下者画虎不成反类犬，余风所及，蔑视权威，砸烂狗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可视为墨学的左倾。言、行殊途，越走越远。
古事难考，参之于近代史，也可发现，如清季至民国，墨学研究有回暖迹象，众多国学大家如王念孙、曾国藩、孙诒让、梁启超、胡适、郭沫若、钱穆等均有涉猎，且成就不凡。然观诸人生平，部分人似有墨学的影响在，但谈到真正是将墨家的思想付诸了实践，恐亦牵强。因此，严格地说，近代墨学已经成为学术象牙塔内的一种古董研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墨家理论的发挥或发展。
所以，在墨学的学说实践中，底层民众无从接受其言（理论体系），社会精英知其言而不肯践行，都缺失了言行一致的墨学精髓，其败亡也是当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