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略”分类法中占据一类的“经”部，实由五大历史书部类组成：春秋，易，书，诗，礼。每类含经部和传部二子类，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五经书籍和思想系统成为儒教社会的基本经典，其作用在于宣导封建政治意识形态，而非表达学术成就。在此钦定经典基础上形成的学术是高度实用性的或政治象征性的。这些经典及其研究的内容涉及哲学﹑道德﹑历史﹑文学﹑语言﹑社会﹑政治﹑文化﹑风俗各个方面，但它们大多存在于“史书类”文本中。这些经典类图书本由官方专职人员数百年来记录﹑编辑﹑保存和教授，其根本目的尚不在于提供生活和文化的实用知识，而在于提供儒教意识形态的教材。自五经系统建立后，尽管两千年来政权更叠不断，但一切朝代均以此经学系统作为官定意识形态经典。作为中国历史社会的基本经典，其内容特色却表现在史学性远高于哲学性和神话性，从而表明中国基本经典话语既不是理论性的，也不是宗教性的，而是政治意识形态实用性的。基本经典制度的性质﹑根源﹑建立和存延，可以证明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生活的方向是受到政治﹑社会﹑文化制度全面制约的。
随着汉魏以来官方主导的书籍编辑出版工作中的实用分类学发展，几百年后在隋代最终确定了一种一直沿用至今的四部图书分类法，计含经，史，子，集四大类。但是所谓图书分类法，不是严格按照内容主题系统地进行的，而是继续采取一种混合的和相当实用性的分类标准，涉及到意识形态功用性，官定位阶性，内容性质，以及作者身份等等。这些类别中的书籍就内容而言颇多可以跨类存在。大致而言，四部之中后三部大致相当于历史类，哲学和思想类，以及文学类。第一类的内容包括文史哲语艺各个方面，其身份源于历史上官定的权威性。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分类学史看，主要通过经﹑子两部表现的中国学术思想特质，如其说是欠缺古希腊的哲学中心性，不如说是欠缺理论思维的兴趣。即使是较富思想性的先秦诸子，其实用性和直观性也大于理论性和逻辑性。直到魏晋以来佛教哲学输入后，中国学者的理论兴趣才逐渐萌生出来，而偏巧这种理论兴趣又是安排在佛教神话和道教玄虚的框架之内的，因此未能有力刺激中古理性主义的发展和学术理论化的成熟。我们只须指出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所谓宋明理学虽然是在佛教哲学刺激下产生，但它所吸收的佛教理论十分有限。与其关系密切的禅学正是“脱理论化”的中式佛学教理。佛学中最富理论性的唯识宗，不仅对宋明理学没有任何影响(我怀疑理学家根本读不懂唯识论，但他们不提此事。这种“读解上的沉默”暗示出中国哲人心态的隐蔽方面)﹐对中国学术文化整体也没有什么影响。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如何一致地逃避理论性话语，即使这类话语已经千里迢迢送到了家门口。
基于“思想/图书”综合性标准的最初分类法原则，确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文本分类和思想分类实践的发展。在思想/图书分类法基础上形成的学术分类法自然带有同样的实用性，结果，学术运作的，图书分类的，和职业划分的标准彼此混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中国学术制度中的，中国古代本文和思想分类系统中的，较重文化实用性和学术意识形态性的倾向，结果导致一种由官方权威确定的规范和制度成为组织思想和学术实践的框架。其中相当于哲学的话语部份，是在此系统内与其它类型话语，特别是历史性话语，混合在一起的。自从西方较具逻辑性的分类法观念引进中国后，中国的分类学意识和科学推理能力迅速形成，其显著结果表现在中国现代自然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上。同时西方哲学学科及其文本分类也为中国文化所吸收，随之在全新的西方科教框架内再组织了中国哲学学科和古典哲学图书本文。在此之后，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已基本上和西方人一致无间。而与此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系统作为历史遗产仍然存在着。中国历史话语和现代话语彼此在形式﹑结构﹑目的和功能上也就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