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从符号学角度看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与符号学之间有着多方面的关联。前科学的﹑综合性的中国思想特质，前现代的西方学科基础，现代西方学术，以及当代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方向，彼此共同形成了今日扩大了的文化思想环境，后者会反过来不断影响中国哲学史身份本身的解释学的意义调整。我们的讨论于是涉及到一个更根本的时代问题：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其性质和功能应该是什么？后者的解决与我们对中国哲学的评价有关。
符号学的和跨学科的方法论含有一种思想学术革命性的倾向，因为它提倡对研究活动的前提和运作程序重新加以思考和调整，自然涉及到与认识论和方法论相关的学术运作战略问题。实际上，符号学战略性思考是在学科运作的和跨学科运作之间的边界上起作用的。此外，最近在中西比较研究中开始运用的符号学方法进一步表明了加强源于古希腊的一般分析精神的重要性，同时也显示今日思想生产中分析理性精神应当继续扩大和促其多元化。在中西比较研究中非西方的思想和实践的介入将肯定可以推进这一统一化的人类学术发展。另一方面，CP和符号学的对话对双方来说都是有益处的。首先，CP的综合性内容可借助符号学分析法加以更完善的处理。其次，对CP的跨学科研究可以实际刺激跨文化学术研究的动力，后者本质上也是跨学科性质的。
关于此处“跨学科”一词的意义，我们应指出，任何单一学科本来就包含着一定的跨学科因素，各学科之间自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互重叠和关联的部份。其次，对CP和其它比较领域中的跨学科研究实践也会倾向于发展成一门新的“学科”，当其跨学科的学术前提和运作模式逐渐趋于固定化时。在职业化制度中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因此，任何一个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领域都会演变为具有固定运作步骤的新单一性学科。今日许多以跨学科和符号学为标榜的新型研究都有此倾向。而我们所说的“符号学”其本质却在于克服和避免任何一种教条主义，不管其原来进行跨学科创新活动时的历史功绩如何。符号学的本质是一种不断朝向于提出和解决有价值的学术问题的理智实践，而非在于为学术市场创造可有效参与竞争的新颖手段。为此首先应不断提出更适切的设问系列，然后以新问题系列为目标聚集从若干相关学科中借取的方法论工具系列，这样的“设问和解决”过程当然是暂时性的，是对达到“真理”目标的不断尝试和修正的实践过程。这样的理想主义学术态度当然要设法摆脱职业性常规﹑学术性功利﹐和生活惰性等非学术性因素的支配。在此意义上，符号学的精神正表现在克服学术教育市场机制的束缚，而勇于以科学性真理为目标。在此意义上符号学不也是一种生存哲学吗？一种以不断求知作为最高生存价值的伦理学选择。所提倡的这种学术理想主义当然就不同于今日商业化社会中形成的学术游戏规则，在动机上反倒接近于先秦和古希腊的思想境界，或接近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欧洲人文科学的真理探索精神。因此，严格来说，我们的符号学理念与西方今日流行的一些符号学精神也并不相同。
7．中国哲学和当前伦理学学术
CP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涉及到中国思想史的各个方面，其中不少内容和传统西方哲学主题不易沟通。另一方面，当代认识论发展也导致西方哲学本身正在分解为不同的部门，后者与其它学科的互动日益频繁。例如，一些传统哲学分支，象历史哲学和美学，其传统问题已相当地移转到其它相关学科中加以更有效地处理了，如作为新学科的历史理论和文学艺术理论。固然语言哲学与语义学理论有许多共同主题，后者的课题内容范围已远远超过了前者。类似的学科重组现象已相当普遍，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以为哲学学科仍然是人文科学基本理论基础的想法肯定已然过时。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如此。西方伦理学在西方思想史上贡献卓著，其学术发展与西方形上学的不断精细化密切相关。中世晚期和近代西方伦理学史主要是西方形上学和本体论学术的一个部份。因此，一种形上学的“基本主义”使得西方伦理学越来越与伦理学的经验性和实证性根源分离开来。相比之下，中国伦理学史，由于着重历史经验性，尽管也涉及理论性发挥，始终含有较强的经验实践性。在伦理学上的中西比较研究就会遇到更多的沟通困难。现在跨学科和跨文化方法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种学术构成性分歧究竟有多大。这还涉及到中国伦理学史内部的早期经验性传统和晚期形上学传统之间的思考方式的差异。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学术传统之间存在着逻辑学深浅﹑实证性程度和类别，以及实践性效率等方面的各种区别。逻辑性，实证性，实践性等判准，在类别﹑大小﹑对象及作用上都不一样，因此优劣高低之间并不存在统一的评价标准，其适当与否唯视环境和目标性质而定。这样，在中西比较伦理学的经验性方面，可以说西方具有较高的社会政法实证性效力，而中国具有较高的心理动机实证性效力；各自的高低优劣方面不一样。在这样比较时，形上学和本体论等“玄学化”理论的创造性想象方面不应列入考察。只有有效区分了哲学化理论类型和“符号学理论”类型与伦理学的关系以及了解了伦理学本身的适当构成之后，才能充份把握上述辩析的原委。不言而喻，本文有关中西比较哲学的研究也就与伦理学学科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关联，因此涉及到更广泛的认识论方面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