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辅仁大学罗光在将朱熹哲学和西方中世形上学比较时，基本遵循西方哲学术语和模式作为其比较哲学研究的框架，因而忽略了二者在语言和思想上的异质性，以为双方运用着同构型的概念系列，如存在，心，自然，原则等等；更不要说认识二者在学科结构和功能上的岐异性了。罗光说，“朱熹的形上学结构理论将实体和道德结合起来，将伦理学和本体论结合起来……其伦理学是本体论的延续。朱熹的本体论和伦理学是相互联系着的。”(陈荣杰(编)，1986﹐第76页)这类直接性的比较哲学研究中充斥着关于CP本身身份的一种基本的自我矛盾性。究竟应该把传统中国学术材料中的那些部份纳入CP之中呢？如果按照西方较严的标准，中国传统准哲学材料中可选作哲学类话语的并不很多。这就是何以直到现在西方主流哲学对CP的兴趣仍十分有限。这一情况并非语言问题，因为中国哲学经典早已大量译成西文。西方现代人可以通过英文翻译接受古希腊哲学，却不能接受古代中国哲学，可为其证。除了前述CP不可避免的内容杂多性外，CP与西方哲学在学科构成上的岐异性则是更根本的原因。概念的和分析程序上的分类学问题也是典型的符号学问题。中西比较哲学首先是有关两种不同的学科系统之间的比较分析。涉及到的问题包括不同哲学话语的意义﹑功能﹑评价等方面。甚至在相似的哲学话语部份，还涉及到该类型话语在原学科系统中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多方面互动的方面。一般来说，把系统A中的哲学部份放入系统B中并保持住其原初意义和功能并不容易。学术制度的实用性特征限制了这些学科的学术性潜力。古代中国思想实践的不同领域并非作为按逻辑原则组织的学科来发挥作用。较具经验性的古代文本类型如历史和文学今日在读解中仍可以较好地保持其原有特质。然而在稍具理论性的古代思想实践中，如哲学，语言学，自然和社会思考，美学和逻辑学等等文本类别之内，学科的或学术程序的逻辑结构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尽管其中存在有相应的理论性因素，但从未形成古代西方一类的理论性学科。因此，对于作为与传统材料相关的现代学科CP的充份理解，内在地与中国传统学术结构相关联，后者又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制度之内的。(参见李幼蒸1997(2)，第58-66页)。今日在考察此问题时，我们可以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将设问系统扩展到更一般的层次上：学科的形成和其意识形态背景。如我在另一篇文章(参见G-卡尔和张丽华(编)，1998， 第427页)中所说，中国学术等级制度本身已成为传统学术方向稳定性的结构性原因。如果现代学术意识形态涉及多种社会方面，传统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则集中地相关于其政治结构本身。结果，学术的性质和方向基本上是政治上被被决定的，包括其语史技术性部份：技术性研究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辅助工具。
5．比较哲学研究的符号学方法
以上关于古代中国思想含有较低科学理性的的特点，从符号学角度看，却暗示了另一种潜在的实践理性优点。符号学方法有助于探讨与意指过程和交流过程中种种涵指可能性相联系的理性类型学。简言之，以比较研究方法对待CP时面对着四种困难：语言学—语义学的，概念定义的，学科制度性的，和历史-文化环境的。这些就是存在于不同学术传统间的语义性交流障碍。如果再考虑到60年代以来人文科学发生的巨大变化所呈现的严重认识论挑战，情况就更为复杂。此外还应注意到，在强理性化学科的哲学和作为新型理论化形态的跨学科认识论之间，有关什么是理论性问题所存在的分歧。于是，前述中西哲学间的比较研究问题即须放置到更宽广的思想背景中进一步考察。结果也许出人意外，即CP涉及到的困境竟然可以转化为一种现代伦理学理论革新的重要契机。
在我看来，今日“符号学”一词首先表示着一种以全面跨学科策略为特征的研究和思考方向。它涉及各种学科，但不以任何现有单一学科为中心。这就是说，它从种种学科吸取多种多样的理论工具以构成一种可供临时运作的新方法论系统；它也可以将种种学科中的理论因素选择性地应用到各种科研计划上去。此外﹐它相关于若干不同语义层面，如语言﹑交流﹑实用﹑表达和修辞等层面，而不是简单地指称知觉的或实在的物理性层面。这种多语义层符号学可为比较学者提供更恰当的理论工具来更准确地分析不同的文化表现。一般来说，按照符号学作为“普遍语义学”定义，首先它可处置两大不同语义维面：语言的和学科的。那么，什么是学科语义学呢？前面已经指出，话语整体的意义包括由学术制度所决定的意义因素。而广义的“制度”还须包括历史文化环境的“代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