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这些问题，在一段时间里，争论得激烈。当时，关于直接讨论新闻自由、改变新闻体制的文章并不多。但上述的观点都明白无误地涉及到新闻自由、新闻体制的基本问题。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一下子提出这么多尖锐的观点而且风行一时，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原因。一是当时不断升温的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气氛，新闻界有些人一心希望新闻改革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二是新闻改革取得不小成就，但确实还存在不少弊端，受众仍不满意；三是受外国新闻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前苏联当时提出的“公开性原则”对我国造成极大的冲击波。
对于这些观点加以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失之于简单化。它们当中有些至今还有积极意义，比如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已得到党和群众的肯定；有些可以作为学术问题加以探讨。但是，很显然，这当中有些观点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有些观点不适合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有些观点不适合当时我国已出现许多不安定因素的社会状况。有些人把新闻改革看得太简单，草率地提出许多不合国情、不合时宜的观点，而且急于求成，终于惹出大祸。
第四阶段：从1989年下半年——1991年底，新闻界的反思，重新确立党报党性原则的权威。
1989年春夏的政治风波以后，使得当时的新闻界冷静下来，审视新闻媒介在这次风波中的表现，反思新闻改革的历程，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尽管对许多具体论点尚有争论，但新闻界在一个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中国的新闻改革决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党报的党性原则是中国新闻改革的基石，中国的新闻改革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切违背党性原则的言论都将对新闻改革带来有害的后果。1989年11月，中宣部在北京举办全国省、市、自治区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11月25日，李瑞环同志作了题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11月28日江泽民同志作为《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报告，阐明了新的历史时期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工作原则，对于统一我国新闻界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