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摈弃“假大空”，提倡“短快新”，尤其是重新确立新闻真实性的权威。在这段时期，对“四人帮”弄虚作假的揭露，对新闻真实性的讨论占有各种新闻刊物的最大篇幅。
3、纠正了历史的错案，肯定了“读者需要论”是合理性的命题，并由此为立足点，重新确认新闻价值是选择新闻必不可少的标准。
当时引起重大争议的是“党性和人民性”的命题。
但无论是达成共识的还是引起争议的观点都不是新的，都是四、五十年代的老话题。“新闻规律”究竟是什么？不少学者竭力要概括出具体的条目来。一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但以我个人看法，“新闻规律”究竟有多少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观念：新闻传播也是一门科学，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胡作非为。这才是在此期间的全新观念。
第二个阶段：从1983年到本世纪末1986年，信息概念的引进。
在八十年代初，信息还是个全新的概念。信息概念的引进，引发新闻界一场大争论，也引发新闻媒介的巨大变化。
“信息”一词是泊来品，这一概念确实是从国外输入的。关于“新闻与宣传”异同的最早一组讨论文章就是复旦大学新闻系77届学生撰写的。他们就是在听了传播学这门课以后受到的启发。而它在我国新闻界引起如此广泛的反映则在于深层的社会原因：改革开放的实施大大刺激了社会对信息的有效需求。在当时我国信息网罗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各行各业都渴望新闻媒介为他们提供所需的信息。
信息概念的引进立刻和老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冲突。我国新闻界历来把新闻媒介当作宣传工具，甚至断言“从第一版到第四版，每篇文章都必须体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但有许多信息没有或无法体现宣传意图却是社会需要的，新闻媒介应不应传播？这是实践中的困惑，涉及到新闻媒介的功能问题。
信息概念的引进，在学术上表现为新闻与宣传关系的全国性争论；而在新闻实践上是对新闻媒介功能的重新定位：中国的新闻媒介是否应该承担传播信息的功能？进而是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新闻媒介究竟以传播信息为第一功能还是以宣传为第一功能？
这些讨论，有些已形成基本的共识，有些至今还有争论。但无论怎样，信息概念已被新闻界所接受，信息观念已扎根在新闻从业人员的脑海深处了。请看中国的新闻媒介，广播、电视、报纸，哪一家不以“信息灵敏”“信息量大”为号召来吸引受众？而且，信息概念渗透到新闻的方方面面，引起了新闻媒介的巨大变化。
首先是媒介结构的改变，一大批以提供纯信息，尤其是经济信息为主的报纸纷纷创办、电台电视台也纷纷开出以提供经济信息为主的新频道。
其次是媒介内容构成的变化。纯信息的新闻逐步在各新闻媒介占据重要地位，从而大大开拓了新闻报道面。
再次是新闻报道模式的改变。比如，预测性报道、以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为使命的深度报道、全方位扫描的立体式报道、纯客观报道等新的报道形式大量出现都和信息观念有密切关系。再如，会议新闻改革，过去只见会议不见新闻，现在记者则懂得并尽力跳出会议抓新闻；头条新闻改革，不少报纸打出“不拘一格选头条”的口号，把信息量大、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新闻放在突出的版面上，等等。
这一切，都使新闻媒介的面目焕然一新。
第三阶段：1987年到本世纪末1989年上半年，提出了舆论监督问题。
新闻媒介要发挥舆论监督，还是我国新闻媒介一项全新的功能。虽则利用新闻媒介开展批评一直是我们党报的传统，但系统地全面提出舆论监督，在我们党的新闻史上毕竟还是第一次。舆论监督问题触及到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它所带来的冲击波远远超过信息概念的引进。如果说围绕信息概念引发的讨论还基本上局限在新闻界内部，那么，舆论监督则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可以说，舆论监督的提出把新闻改革推倒了风口浪尖。而且，随着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响，舆论监督的调子越唱越高，争议也趋向白热化。
当时引起争论的主要观点和做法有：要求提高新闻报道的透明度，改变新闻报道“报喜不报优”的状况；要求突破某些批评禁区，改变批评报道“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状况；要求坚持一个方向、多种声音，改变千报一调的状况；要求新闻媒介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要求加快新闻立法，以法律保障新闻媒介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