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专业自主性与国家：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为了系统探究专业空间的结构转型，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有关的研究状况，进而就国家与专业人士的关系给出一个分析框架。有关专业人士和专业化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尽管从来不是大热门，但也始终绵延不绝。社会学对这一研究领域贡献良多。20世纪50-70年代的30年间，有关专业人士的研究被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所主宰，其主要论题集中在专业教育中的社会化、专业工作中的组织结构、生涯发展、专业生涯中的流动问题、个体专业人士与其工作单位的关系等问题（PARSONS ，1949）。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所谓“批判性政治社会学”兴起，这一研究套路力图揭穿专业自主性的神话，探讨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中专业人士的无产阶级化或官僚化现象（DERBER，1982；SPANGLER，1986；PERKIN，1989、1996；TORSTENDAHL &BURRAGE ，1990：71-96）。其中，珀金（PERKIN，1996）在90年代沿袭批判性政治社会学的路数，研究了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专业类型的多样性。同时，有关专业工作的性质及意义的分析，也与后工业社会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变迁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问题联系起来（INGLEHART ，1990；GIDDENS ，1994；EDER，1993）。
然而，所有这些研究路径都留下一个缺失，即对专业人士与国家复杂动态关系没能给出一套完整、系统的分析。专业群体给社会提供的服务及其行使的社会职能对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他们的活动不可能为国家所忽视。在西方中世纪时期，同业行会就同国家签约，以让渡对其主要活动的检查和控制权力，来换取某些垄断特许和自我监管方面的权力（BLACK，1984：135-189）。实际上，国家卷入专业活动领域是普遍现象（KRAUSE，1991：3）。批判性政治社会学中最为流行的话语就是对国家主宰性的怀疑，以及对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同国家结盟的警告，甚至断定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形成了一个新阶级，同政治精英们形成统治阶级。后现代主义所谓“话语就是权力”的话语，更为这种批判专业人士成为统治阶级成员的论述推波助澜（POULANTZAS，1978；KONRAD &SZELENY ，1979；GOULDNER，1979；FOUCAULT，1978）。这类研究更多地关注专业人士如何利用国家权力、如何同国家机器整合，以及这种趋势的负面意涵，仿佛国家与专业人士的关系只有这一种，对于国家卷入与专业自主之间复杂、动态、多样的互动，未能进行详尽的经验分析。
的确，国家权力的扩张、国家与社会之间日益密切的互动以及新兴社会力量（包括专业群体）进入国家体制，乃是国家建设（STATE BUILD2ING）过程中的一大趋势。二战以后，西欧福利国家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国家为了实现其社会目标更加积极地卷入专业工作；另一方面专业人士在福利国家的公共管理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角色。许多专业组织依赖于公共资金得以建立，大批医生、律师、教授、工程师等各种专业人士受雇于国家（KRAUSE，1991：10；BERTILSSON，1991：114-133）。在实行市场转型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专业服务几乎完全由公立机构（亦即“事业单位”）来提供，纳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计划；专业服务的市场缺失，导致了民间提供专业服务的活动处在半合法甚至非法的境地中（KRAUSE，1991：10）。
与此同时，走向专业自主性的趋势也同样明显。在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下，民间专业活动的空间和专业社群的自主性从未因国家卷入和干预的普遍存在而受到严重侵蚀。在专业知识的发展和控制上，在专业服务的递送上，在专业组织的监管上，专业人士始终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甚至维持着主宰性（HOLLINGSWORTH ，1986）。①「专业自主性以及专业人士主宰性在医疗卫生领域尤为明显，因为在这一领域专业认识与服务对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参见HOLLINGSWORTH ，1986）。」即使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某些专业社群，例如前苏联的律师，也能维持相当程度的专业自主性，以确保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 ）认同压倒政治正确性（HUS2KEY，1986）。②「根据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任何制度化模式的存在和运行都嵌合在更大的社会政治结构和价值规范之中（参见POWELL &DIMAGGIO ，1991）。在前苏联，专业自主性能够制度化，是因为更大的社会政治结构和价值规范呈现了技术官僚统治、精英主义、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在改革前中国的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环境中，专业自主性就不可能制度化。」上个世纪末，随着西方福利国家的转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专业自主性的成长已经成为无所不在的全球性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