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理界定口供：口供只包括供述
二、应当合法取证：非法口供应当排除
三、不能轻信口供：确立口供补强规则
四、充分使用口供：口供是证据之一
五、供述不是义务：沉默是一种权利
[内容摘要] 我国法律应当对现有法律进行完善与改革，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采取以下立场：合理界定口供，口供只包括供述；应当合法取证，对非法口供应当排除；不能轻信口供，确立口供补强规则；充分使用口供，重视口供扫诉讼功能；废除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确立沉默权制度。本文首次全面论述了我国法律对待口供的应有立场，纠正了存在于司法实践中对口供看法上的偏见和片面看法。
[关键词] 口供 非法口供排除规则 口供补强规则 沉默权
一、合理界定口供：口供只包括供述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上，通说认为，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口供的内容包括供述、辩解和攀供”[1]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者的普遍共识。对此，我认为口供不能等同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首先，在我国司法传统上，“口供”一直都是特指“承认有罪的供述”。如“断罪必取服输供词”、“无供不录案”、“罪从供定”等。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前，口供即“供述”也是多数学者们的共识。在司法实践中，当侦查人员说“突破口供”、“拿下口供”时，首先指的当然是“撬开犯罪嫌疑人嘴巴”（让其开口说话而非沉默），但是，其意思却绝非止于“开口说话”；相反，其实质上强调的是“被追诉人交待了什么”。因此，如果一个侦查人员获得了被追诉人辩解就宣称“拿下了口供”，论者的论证自身就前后矛盾。在证据法中，供述和辩解是两种性质截然对立的证据形式：二者具有不同的证明方向。其中，前者于被追诉人不利，属于控诉证据，后者则属于辩护证据。因此，将二者笼统地归入口供名下，对于司法实践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其次，现代法治国家，供述与辩解承载着截然不同的宪法要求。一方面，在现代社会，被追诉人享有不得自证其罪的特权，而不再负有协助国家追查所涉嫌犯罪的法律义务。因此，就供述而言，在宪法层面上，它实际上内在地暗含着一种法律上的限制，即不得以物质或精神上的强迫，强制被追诉人做不利于已的陈述。另一方面，作为证据而存在的被追诉人辩解，在因果关系上，是被追诉人行使辩护权的自然结果。因此，在法律意义上，辩解证据首先表现为一种与被追诉人辩护权密切相关的辩解行为，然后，才是作为证据意义的辩解陈述。辩护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尊重、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必然要求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解的证据价值；不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解的证据价值，保障被追诉人辩护权自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在宪法层面上，与对待供述证据的态度相反，立法对辩护权的强调，实质上包含着鼓励辩解、应当不拘一格的听取被追诉人辩解的必然要求。很明显，传统诉讼法对“口供”的解释，不但无助于揭示上述两种不同宪法意蕴与相对立的证据价值，而且，在一个笼统的解释中，上述问题反而被遮蔽了，致使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
再次，区分这一概念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沉默权。正因为供述不等于辩解，所以沉默不等于不说话，说话了不等于放弃沉默权，因为说话的内容可以是辩解，而不一定是供述，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说话”，意味着被告人说话了，仍然可以是沉默的，因为他说话的内容不同。
为此，笔者认为，关于口供的理解，应当以司法实践中的通用语义为准，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只有如此，才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口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司法中的口供，应当等同于西方国家的“自白”。
二、应当合法取证：非法口供应当排除
对于非法证据的内涵，我国诉讼理论界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认识。广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指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材料。狭义的非法证据是指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其他不正当方法获得的证据。非法证据包括非法取得的口供和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以非法口供是指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当代各国刑事证据法除规定口供证据能力和口供补强规则外，又普遍明确禁止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从正面清楚地否定非法的侦讯行为，以使公民的基本人权得到充分保障。各国刑事诉讼法虽表述上各有差异，但基本内涵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