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当今，我们致力于维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地位，社会观念转变之艰难和重要性远甚于法律条文的修订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对于妇女再婚的最大障碍，决不在法律条文的规定上，而在社会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的评价之上。正是后两者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恶性而畸形地发展，使得广大妇女饱受摧残。而且，在中国古代这样一个超稳定的农业社会之中，社会道德和民间习惯往往比制定法有着更大的威严，并且不能轻易地随着制定法的规定而改变。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制定法一向禁止居父母丧而嫁娶、禁止小叔收嫂（元代例外，已如上述）。但是，据民国初年的调查，小叔收嫂在山西、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陕西、甘肃等省的民间习惯中都有存在，可以说比比皆是。湖南、福建两省还有“孝堂成亲”之俗，专门订在父母丧期嫁娶。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民众处于赤贫的状态之中，顾不得什么礼教规定，但是，民族文化的深层缺乏对制定法的关注和尊重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因此，仅凭纸上的条文设定，还不能使中国的妇女完全自主地享有本应由其享有的全部权利。社会观念的问题不解决，妇女就不可能完全消灭从一而终的陋习。比如：二十世纪中叶的内战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半世纪以后，探亲者归来还能发现很多结发妻子始终未曾改嫁，苦熬一生，盼夫归来。从情感上来说，她们当然是很值得尊敬的，是否再婚也是个人自由，无可指摘。但是我们从这一幕幕的人间悲喜剧中，是否感受到了一些几千年来的道德规范久久不肯消散的力量呢？
毕竟，中国妇女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已经走上了独立、自强的道路。妇女再婚权这样一个能折射出妇女在社会中整体地位的权利，在今天获得了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普遍的赞同。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要实现男女的完全平等以及妇女再婚权利的完全自主，我们还有相当艰巨的任务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