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封建法律规定的废除和民间意识转变的艰难
清末起过渡作用的《大清现行刑律》仍是诸法合体的体例，其中基本沿用了《大清律》中对妇女再婚问题的规定：“凡男女居父母丧及妻妾居夫丧，而自嫁娶者，处罚。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不同的只是去掉了过去身体刑的规定。制定《大清民律草案》之时，守旧派对于草案中的婚姻家庭部分，极力主张沿用传统的宗族、家长、服制等规定。对于夫妻间的权利、义务，也主张作出不平等的规定。最后结果虽然在其“亲属编”引入了不少先进的西方理念和制度，但也保留了诸如宗祧继承、嫡庶之别等中国传统的陈旧规定。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国民国民法典》，在亲属编仍然保留了很多封建宗法制的残余，如夫妻间地位不完全平等、实质上承认纳妾的合法化、保留亲属会议制度等。但在妇女再婚问题上，终于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废止了关于妻子再婚必须服完夫丧的规定，命妇不得再婚的荒谬制度也随着封建等级制的废除而不复存在。这部民法在987条规定：“女子自婚姻关系结束，六个月内不得再行结婚。”这是仿照西方国家的待婚期制度而设定的。表面来看，这和中国古代的制度有类似之处，实际上完全出于不同的立法目的。中国古制主要是为了体现宗族制下的伦理道德，体现夫权在其死后的延伸。而现代“待婚期”制度主要是基于这段时间内如果有子女出世，便于确定其生父。所以一旦妇女生产完毕，就不受待婚期制度的约束而可以自由再婚。虽然如此，广大妇女在二十世纪初还远没有取得自由的再婚权利。大量的族约乡规不顾成文法的规定，继续限制妇女的再嫁。再加上国难不已、经济发展有限，文化教育的推广也成效不大。这使得当时的《中国民法典》没有在中国民间、尤其是广大乡村得以切实地遵守、执行，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纸具文。妇女再婚权的束缚，一直非常严重。直到解放初期推行新《婚姻法》之后，由于大规模的宣传和经济基础的改变，民间对于此问题的认识才渐趋转变。
结论和思索
1．在研究中国古代妇女再婚问题上，一定要区分法律的规定、道德的要求以及社会舆论的评价 。中国古代历代对于妇女再婚问题的正式法律规定，始终变化不大。那就是，女子再婚应被允许，只有特殊情况除外。如“居夫丧不得再嫁”等限制是周礼中已有的原则，只不过贯彻得越来越严。命妇不得改嫁虽然正式进入法条是在元明以后，但这之前实际中早有了类似的观念。而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对于该问题的道德评价也差异不大，那就是从《礼记》时开始的对妇女再婚行为的鄙夷和否定。其理论基础两千多年也未变，就是基于对夫妇关系有如天与地的区别这种尊卑关系式的理解[32]。妻子当然要生前侍奉其夫，丈夫死亡或者被夫抛弃后仍要在夫权的余威下度过余生。
但是，几千年来，对于该问题的社会舆论评价却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最初社会舆论和法律的规定是几乎一致的。那就是：节妇是应受到崇敬的，但再婚行为也不是什么大罪过。从先秦至于唐末，基本都是如此。其间，两汉和南北朝晚期，官方言论一度对于妇女贞节问题比较强调，社会舆论，尤其是贵族社会的舆论，曾倾向于对妇女再婚的负面评价，但都没有走到凌虐人性的地步。宋以后，社会舆论明显地偏离法律的规定，而趋近于儒家传统道德的要求。把一项本来只有少数品行高洁之人才能做到的道德要求向社会公众提出，或者只能使该要求彻底虚伪化、无人遵守；或者会造成弱势团体的大量悲剧。而中国古代的妇女，恰恰不幸属于第二种情形。
所以说，妇女再婚问题的社会舆论评价在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由法律层面向道德层面的逐渐变迁。考察这一过程，既使我们在学习研究中避免混淆不同问题、作出错误结论，也能为我们在法理学研究中对法的不确定性、法与道德的关系、法律的价值评价等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料。
2．中国历史上社会舆论和法律对妇女再婚问题比较宽容的几个时段，恰恰都是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不可否认，游牧民族历次入主中原，都曾经给中华大地带来巨大的灾难。作为较低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代表，他们的到来经常使社会发展停滞、经济文化产生暂时的倒退。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存在。少数民族文化相对地受礼教思想影响较少，比较丰富地保留了一些人类幼年时代男女平等、原始民主等思想的遗存。表现在妇女生活的领域，少数民族妇女往往较多地具有展示自身才能的机会，其在社会生活和政治领域的地位也不绝对地低于男子。对于妇女再嫁，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法律规定中也少有限制。比如北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皇后都有夫君驾崩后改嫁的例子。这些思想风尚随着民族的融合在中原地区传播，对于中国历史上几次妇女地位的相对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北齐时，民间就有以女性为户主的习俗。隋唐时代妇女地位的相对提高与此也有很大关联。及至元代，社会风气对妇女再嫁问题的评价也暂时地缓和。虽然，这些清新的风气都在延续一段时间后渐渐消退，汉族传统的礼教思想随着少数民族汉化程度的加深而重又占据了统治地位，但仍应该肯定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