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学人终于认识到除了“历史”的研究和“微观”的研究以外，还必、须有“宏观”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构想是，中华古代文论的遗产十分丰富，它不仅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而且在揭示文学问题的普遍规律上面，也有独特且深刻精微的见解。这些见解若能经过现代的阐释和转化，完全可以与西方的文论形成互补互动，为世界文论的发展作出贡献。如有的学者指出：“倘若我们希望古代文论作为一种艺术原理的概括而以其理论威力介人当代文论，那么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开始侧重一种开放性的宏观研究。”①另一学者在谈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时也说：“研究中国文学史，如果毫不着眼于民族心理素质的发掘、民族审美经验的总结以及在这种心灵支配下的民族文学传统发展规律的探讨，而只停留在一人一事的考订、一字一句的解析上，那是远远不能满足时代对我们的要求的。总之，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宏观的世界，迫切需要我们去从事宏观的研究。”③他们的意见不完全相同，但是都主张“宏观”研究， 特别在“艺术原理的探讨”和“发展规律的探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说，那种微观的一人一事一个观点的考订、解释诚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揭示古代文论的民族特性前提下对普遍规律的探讨，我们只有这样才能总结出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规律，介入当前的文论建设，才能与世界对话与沟通，从而改变那种西方现代文论“霸占”中国文论的局面。
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论学界逐渐达成了某种共识，涌现了一批‘宏观”研究著作。这类著作的一个共同的理论假设是，除《文心雕龙》这类“体大思精”的少数著作外，中国古代文论多数著作表面看起来是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点到即止的，但我们不可看轻这样的形态，它实际上在深层隐含着一个潜在的体系，有对文学共同规律的揭示。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全书分为“言志篇”、“缘情篇”、“立象篇”和“人神篇”，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是“发端于志，重在表现内心；演进于‘情’与‘象’，注意了‘感性显现’；‘境界’说的出现与‘神’的加入，使表现内心与感性显现都向高层次、高水平发展”③。作者按照这样的思路，细针密脚，编织得颇为清晰，展现了中国诗学的逻辑体系。又如，在文艺心理学方面，陶东风的《中国心理美学六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以“虚静论”、“空灵论”、“言意论”、“意境论”、“心物论”、“发愤论”为思想线索， 展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审美心理学的阐释，达到了较高的学术质量。季羡林教授曾称赞此书“是一部……很有独特见解的书”，并认为其中“言意论”一篇“贯穿古今，融会中外”④。这类著作已经出版不少。学术质量的高低，就看能不能达致“贯穿古今、融会中外”这八个字的境 界。宏观的研究，不是就“兴观群怨”谈“兴观群怨”，就“以意逆志”谈“以意逆志”，就‘神思”谈“神思”，就“意境”谈“意境”，总之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把中国古代文论放置到古今中外所形成的视界中去考察把握，并从古今对话。中西对话中得出必要的结论，甚至提出新说。目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所遇到的最大难点就在这里。在宏观的研究中，那种将古今或中外的概念。范畴，加以简单对应、庸俗类比。随意阐释的现象还严重地存在着。更严重的是用西方文论的名词术语随意剪裁中国古代的文论。这样的浅陋化的“宏观研究”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不但辱没了民族的传统，也糟蹋了现代的或西方的文论。我们不能不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的阐释，但同时又不能不力求历史本真；不能不寻求古今中外的共同性，又不能不坚持民族特性，不难看出，我们遇到了一个两难困境。
我们既然面临这样一个两难困境，就不得不寻求新的思路新的学术策略，对目前学界同行所面对的“困境”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