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书流传的复杂性与班固《汉书·艺文志》之注的再考察
从《汉书·艺文志》的导言来看，孔子之后学术流派很多，书籍的命运多舛，书籍的来源驳杂：
《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藩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叹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王葆玹先生指出，汉成帝时篇籍大增，各种书的藏本颇多，“刘向自恃为《谷梁》学名家及朝野公认的宿学通儒，又属刘氏宗室，借整理皇家藏书之机，以及与元成两帝接近的便利条件，自然要在重要典籍的整理上自成系统，与经学的其它派系分庭抗礼。他所拟订的篇次、篇数都是与旧本不同的，就连书名也要重新拟就”。[1]
在“真伪纷争”、 “藩灭文章”、“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求遗书于天下”的背景下，书籍的流传、创作、整理都会受到影响，产生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需要仔细辨别。那些出土文献诚然没有经过后人的篡改，但在下葬之前又经历了那些变故呢？所以需要认真考究。
具体到《汉书·艺文志》中所着录的37种道家著作，根据作者的虚实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本上属于著者原创或注释前人作品的，如《老子》、《庄子》、《管子》、《田子》、《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刘向《说老子》等。
2、基本上属于依托或可以怀疑是依托的作品，《黄帝君臣》、《力牧》、《杂黄帝》等班固已明言“起六国时”， 或“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六国时贤者所作”。而在《太公》之注中，班固说：“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有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那么《伊尹》、《辛甲》、《鬻子》三本书的情况又如何呢？本文认为书名与作者的身世要有所区别。比如“伊尹”是“汤相”，但《伊尹》这本书是不是伊尹本人所着，就需要谨慎对待了。而“辛甲”是“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两人的身世都是有据可察的，但他们是不是就是《辛甲》、《鬻子》的作者还是可以怀疑的。“孔子之前没有私家著作” 的学术标尺已经被动摇。但 “春秋以前，并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2] 的判断还是可信的。更何况，“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盖后人所妄增。”[3] 比较温和的说法应该是《伊尹》、《辛甲》、《鬻子》和《太公》一样是依托于他们的事迹、言论，并做了引申、发挥和附会的书。
有鉴于此，不能仅仅以《汉书·艺文志》来考量班固之前的文献，反之，有必要以先秦以来的文献来考量班固所作的注释。
二、众多“文子”考索
春秋战国时期以"文子"为名者屡见不鲜，而冠以姓，仅在《左传》、《国语》中就能找到十六个之多，遍布晋卫齐鲁诸国，且身份各不相同。严灵峰先生业已考证这些"文子"都不可能是《文子》一书的作者。[4]
刘向《列仙传》：“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黄老言，居潜山下。”《大戴礼·卫将军文子》中有文子、子贡、孔子三人的对话，其中不乏“文子曰……”的内容，主要是卫将军文子追问子贡孔子七十余弟子中“孰为贤也”，另外还有孔子对于伯夷、叔齐、柳下惠等人的评论，其中还提到了晋大夫赵武，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赵氏孤儿，这个赵武也叫"文子"[5]，可见“文子”其人多矣，究竟哪一个和《文子》一书有瓜葛需谨慎对待。
    三、文子：“老子弟子” 的疑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