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务与制度选择

在当代社会，人心已经逐渐远天道而近人事，人事也开始逐渐摆脱道德(修身)和政治(治国、平天下)而依归经济增长(物欲的满足与自我的实现)。人类事务已经更加人间化、公私二元化了。人类事务的这一趋势是福，也是祸。这是现代人要探讨的最为形而上的问题，也是现代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本章将在把这些高度形而上学的问题搁置一边的情形之下探讨人间事务的性质以及处理方略的优选抉择，政府与市场的基本关系，诺斯悖论的出路和在以霍布斯主权理论和韦伯式官僚制度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之外的公共事务制度解决之道。本章认为，对于人间事务来说，单一的无政府的市场制度、强政府的政策治国、按规则办事的法律治国等方案，均不是唯一合理的方略。可行的方略应该是给个人以充分的处理私人事务的自由，通过市场制度把可私化的公共事务化解为任由个人独立处理的私人事务，通过政府选择的政策方案和立法、司法组织确定的法律规则有节制地管理难以私化的公共事务，鼓励生产，鼓励贸易，鼓励创新，鼓励发展，保护个人经营私人事务的基本权益，维护市场制度。市场、政策、法治，三者的复杂的适当组合才是最可行的治国方略，才是真正的富国之道。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市场、政策、法律治国的抉择只是新近的事情，它替代帝国冲动时日方短，且随时受到来自帝国冲动的压力，而当帝国的冲动与当代建构理性结合在一起，拥有了韦伯式的庞大的官僚制度时，这一新近的替代更显得脆弱。于是，在理性之外，充分开拓积累几千年人类努力的东西方文明中可以作为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本遗产，遏制帝国的冲动，建设民主、立宪、自由、自治的res publica即开放的公共领域，并以此来建设市场制度的政治、法律、道德基础，成了人类事务解决的可行的制度创新抉择。　

第一节 私隐公开

除了前世、后世的臆想事务，以及现世的所谓圣事之外，人间的事务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私人事务的理性目的是私人利益的最大化，它由此引起的收益完全由个人所得，它所导致的成本也完成由个人承担，所有事务也必须由有关个人的充分努力才能完成。人们常说的“私益物品(private goods)"以及不太常说的“私害物品(private bads)"，均属于私人事务的范畴。最典型的私人事务是完全个人化的事务，这就是所谓的“私(privacy)"。私往往是“隐”的，所以又叫“隐私”。

从经济角度来看，私人事务在其完成过程中，收益与成本均是对称的，因此它无需任何外在的力量去组织，也无需任何外在的监督和激励措施，就可以有充分的激励使私人利益最大化，即私益物品的发展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私害物品的供给能够得到充分的遏制。相反，如果私人事务经常遭到外在力量的哪怕是善意的组织、监督或者激励，私人事务的收益和成本的对称性就会遭到扭曲，这时私益物品的发展就会因外在的力量而失去其天然的原动力，而私害物品的供给却有可能得到极大的鼓励。从人类社会的实践来看，情形也的确这样，除了个别石油国家之外，一个繁荣的社会，总是尽可能保证私的隐性，充分尊重个人在处理私事方面的理性选择，绝不强制化私为公，充分保证个人全权处理私人事务的自由权利；而一个贫穷的社会，却往往对私人事务横加干涉，以私人理性不足为名，强制性地化私为公，清私灭私，限制甚至剥夺个人处理私人事务之自由权利。

私人事务的存在并非是无条件的。对于人来说，私人事务存在的先天条件是人天生就有自我意识，使得他在自由的时候，有享有自由的秉赋，在不自由的时候，有对自由的向往，有独立生活的愿望。从可能性上来看，人也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生活，拥有自由所必需的享受孤独的能力。人要享受自由，就应该学会并且有能力维持孤独，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个人本身去独立完成私人事务，需要个人有自治的勇气，敢于承担自治的责任，而且还需要整个社会给予适当的制度安排，保证个人自由、独立地完成私人事务。只有个人有自治的勇气和责任，只有整个社会建立保证自治的复杂的制度安排，个人才可能是自由的，个人才可能独立地处理私人事务，私人事务完成过程的成本与收益的对称性才能得到保证，私益物品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私害物品也才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遏制。相反，在一个社会中，人如果象蚂蚁一样，完全依靠集体来生存，没有独立的不受外在干涉的隐私，人们没有处理私人事务的自由，每一个人都象蚂蚁那样只是一个庞大的蚁冢的一员，私事不隐，私人事务完全公开化，这时除非面临极端困难的情形，否则私人物品的供给成本和收益的对称性就会严重扭曲，搭便车等道德灾难就会接踵而至，个人处理私人事务的积极性就会挫伤殆尽，整个社会也只能维持在饥寒交迫的水平，永远与繁荣无缘。这就是凡是繁荣的社会也是自由的社会、贫穷的社会往往不是自由的社会的奥秘。这也是繁荣的社会一旦限制个人处理私人事务的自由就会失去繁荣，而贫穷的社会一旦提供处理私人事务的自由就会获得繁荣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