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资本 投资模型 政府
继普特南之后，关于社会资本的数量众多的研究已逐步得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结论：社会资本在众多领域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普特南本人阐述了个人在一定组织内的成员资格和政府效率之间的显著联系。克拉克和珂佛的研究则表明（Knack，Keefer，1997），假如对整个国家层面的诚信进行计量，诚信值上升1个标准差就会带来超过0.5个标准差的经济增长；珀尔塔等人（Porta，etc，1997）则发现，在许多国家，这样的诚信值如果上升1个标准差则会带来0.7个标准差的司法效率的提高以及0.3个标准差的政府腐败的降低，此外作者还探讨了从个体层次上分析的社会资本和个人健康之间的关系。个人在一定组织内的成员资格和自我感受到的愉悦程度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十分清楚的相互作用关系。
挑剔的计量经济学家可能会质疑这些结论是否能够完全令人信服，毕竟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变量同许多重要的无法观察测定的因素紧紧相连，而这些无从测定的因素又恰恰影响推动着许多可以被观察测定的因素。假如那些恼人的好挑剔者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就可能没有理解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在我们仅仅处在社会资本研究的起点位置，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已经掌握有充分的事实证明社会资本在许多领域里异乎寻常地重要。
事实上这项研究的不足不在于探讨社会资本影响的理论或经验论证上，真正的不足在于聚焦于社会资本成因的理论总结或经验论证。如果我们想改变社会资本的水平，我们必须建构一个社会资本形成的相关模型，以及进行经验论证的载体（相关的规则与网络的构建确信要与我们的经验论证相吻合）。与其说普特南和其他学者在这个研究领域未能做出重大贡献，倒不如说仅探讨社会资本的影响其实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逆转不利局面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原有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法在社会资本研究的起始阶段实际上妨碍了对社会资本形成原因的正确理解。社会资本几乎总是被视作一个集合变量：比如说一个特定社区的规则和网络。然而，做出社会资本投资决定的主体是个人，而非社区集体。所以撇开对起始于个体水平的社会资本的精确分析，我们将难于理解社会资本的形成。
在头脑中有了如此的假设前提之后，笔者想在本文中做三件事情：第一，试图对社会资本给出一个个体层面上的分析，它可以被视为现有研究文献中占据主要位置的社区集体层面上关于社会资本分析的对应部分。接着文章将讨论在什么情况下，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会聚合成为社区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在这一部分，笔者会引入一个略为简单的关于社会资本投资行为的经济模型，并讨论它的经验含义。
论文的第二部分讨论这个模型最基本的含义。我会讨论一些支持“个人在社区时间期限的长短对于社会资本投资至关重要”观点的论据，如个人迁移、私房房主资格、职业的社会化程度、时间机会成本等对社会资本投资的影响。第三部分涉及和政府行为紧密相连的变量（政府行为的出现强烈影响了社会资本的形成）。文章首先讨论了社会资本与社会道德异质性之间的联系。最后，文章讨论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显著关联。很自然这又引出了对教育政策的言外之意：假如社会资本的确有价值，而学校教育又在创造社会资本方面扮演着主要角色，那么政府的教育政策是否应该有效地制定执行呢？